而今距彤郅十三年“定国是诏”下时，又过去了五年，整个中土，仍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土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土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中土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
文博川所忧虑的“苟安之局”，并没有多少改变！
而自己和众多忧国之士全力推动的各项事业：电报、铁路、海防等等，也仅可以称之为小有所成而已！
李绍泉回想起当年为了兴办这些洋务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自文博川林义哲师徒逝去后，洋务派失去对抗顽固守旧派最强有力的人，禁不住又是叹息连连。
近世中土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建设瞬息万里的电报传输体系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乾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事实上，早在彤郅九年（西历9070年），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已在中土敷设电报电缆。大东公司获取了在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并架通了印度经新加坡到中土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线路，而大股东是沙俄皇室的丹麦大北公司则架设了从海参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到彤郅十年6月，中土实际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之中。这样，外国在中土经商、谈判等各种事项都可以在瞬间传递信息、下达命令。而中土依然故我，不许架设电报线，仍靠马匹驿道送信传令。在这种“信息战”中，优劣对比实在太过悬殊。
电报事业遭到抵制。反对派的最大理由竟是“破坏风水”。在朝中有官员提出架设电报的提议后，工科给事中陈彝立刻在一道奏折中认定，“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土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掌握道德制高清流言官一旦搬出“忠孝”两字，举朝之内便无人敢于抗辩了。
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曾记载说：“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雇用了机敏而无形的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如果在电报线附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立即就会有人造谣，比如说其中一个传信的邪神玩忽职守，从电线里跑出来，迷路了，因此导致祸事发生，等等。这种谣言通常会引起骚乱，暴徒们将毫不犹豫地冲过来，砸毁机器。有一次，因电报线附近某个人生病。一夜之间，1英里长的电报线就被毁坏了。”关于电报的争议，可以说一直吵到了现在还没有完事。
象日本借口讨伐生番入侵苔湾，远在北京的大乾朝廷是靠了林义哲的高速通报舰搞的“船递”才在七天后得知了消息。立刻做出了反应。而正常的关于台湾军情的报告经过传统的“驿递”，竟然花费了一个月才到达京师！彤郅皇帝和仁曦太后大怒，决意架设中土自己的电报线路，而在一些官员适时提出来架设电报线的建议不久，清流们仍然群起上书反对，并再次祭起了“孝”字的法宝。至使中土电报的架设再起波澜，只是亏了仁曦太后力排众议，电报线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开始架设！
而除了电报，更加阻碍重重的，便是这铁路了。
在近世中土所面临的诸多新技术中，铁路可以说是最棘手的。而其棘手，不是因为技术有多么的高深、铺设有多么的艰难，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大是大非”！
从彤郅六年起，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在有官员提出修建铁路“以通天下之利”的建议后，福建巡抚李福泰便激烈的上书反对，他指责电线、铁路都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而且，修建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他还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土商人，只要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修铁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土商人修铁路。连比较开通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奏称，“铁路于中土毫无所益，而贻害于无穷。”江西巡抚刘昆义也认为“以中土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
当时《纽约时报》就曾引用一位叫阿尔伯特?毕克默的美国观察者的话，一针见血地说，“实施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最大障碍只能是中土人民对所有外国人所保持的敌意，以及他们自己的迷信思想。”
“很多中土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破坏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还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
也就是说，该不该修铁路的争议点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修铁路会不会惊动祖先，二是会不会破坏千年的农耕经济模式。
但身为洋务派领袖的李绍泉却知道，这些其实都是表象。对于铁路，老百姓及地方乡绅其实并无抵触之意。因为交通运输如果畅通，便于商品物资流转，带给他们的只有好处和便利。
在中土修铁路的最大阻力，其实是来源于传统的士大夫们的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顽固坚持！
而在洋务派官员全都束手无策之时，林义哲却一举破解了这个难题！他所采用的办法。也当真匪夷所思！
林义哲的办法，便是园工！
对于林义哲说动海外华商报效捐资修园一事，清流言官们一直异常痛恨，认为这是“媚惑君父”。“害民邀宠”的“奸佞之举”，但慑于仁曦太后的威势和此前上书反对的几个言官都被整得极惨的前车之鉴，不敢大张旗鼓的公开反对，但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便会跳出来以此做一番文章。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林义哲之所以甘冒着“千夫所指”的风险促成园工，并不是为了上位邀宠，而是另有目的！
林义哲称“园工需木甚多，皆得从台湾番地开采，现下采木由番民承办，船政由海道转运，均极妥贴，然京津之陆路转运，不甚便利，颇费时日”。若是有铁路的话，则“不但节约时日，亦可减省民力。”
而为了堵塞“清议”之口，林义哲还预先给两宫皇太后准备好了说词。针对清流言官声称铁路破坏风水，林义哲则称“士论议铁路之害，一是毁坏风水，二是损害农田。其实此二项细论之皆属虚妄。”
林义哲振振有词的说：“风水之学，重在寻龙势，有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巨龙、针龙、腾龙、领群龙种种，以此论之。铁路亦龙势之一，谓之金龙。吉地之龙脉，乃千年造化而成，而铁路之龙脉。乃人工修筑而成。有龙为吉，西洋各国国势日强，除其天然龙脉之外，其自行修建之‘金龙’，亦是极大助力也。”还说“此外风水之学当中，有‘呼形唤像’之论。以此观之，这铁路亦是龙势，建之可旺运势，有利无害。”
林义哲这一番似有根据又似杜撰的理论，可谓“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一下子便破了清流们“铁路破坏风水”的反对理由。
对于清流们称铁路损害农田的说法，林义哲也毫不客气的进行了批驳，称“铁路于农田并无损害，所谓机车隆隆，震坏秧苗，乃是无稽之谈”，针对民间对此的恐惧心理，林义哲又给出了解决办法：“为不扰民起见，修筑路基时，凡农田、坟墓、山川等，绕开便可”，并指出“日本初修铁路之时，国内反对之声，与我国一般无二，为免民间物议，日政府不惜绕道修筑海坝，铁路终成。而后铁路与民有大利，日民不仅不再反对新修铁路，反而企盼政府多修，以得其利”。两宫皇太后听了他的解释，认为有理，同意大修铁路，并将修铁路一项写进了“定国是诏”，至此修铁路的阻碍才得以破除。
但即便如此，时至今日，中土所修成的铁路，也只有区区天津到北京这一条而已，别说同泰西诸国，就是和隔海相望的日本相比，也差得太远！
而现在，林义哲却已经不在了……
李绍泉回想着当年和林义哲一起戮力同心兴办洋务的日子，一时间又是悲伤不已。
他的目光重新落到了那些黑白照片上，不由得想起了林逸青。
这些照片是天津海关的洋员德国人恩斯特?奥尔默在日本观战时拍摄的，他在厦门海关任职时，曾开过照相馆，使用的是最新式的照相机，这一次好奇心发作，竟然借机前往日本，想要体验一下战争，他用照相机详细拍摄下了这场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内战的详情，好多照片被英国《泰晤士报》发表，在他回到天津时，李绍泉急于了解林逸青的情况，特意请奥尔默前来督署作客，并向他打听情况，大方的奥尔默在给李绍泉详细叙述了一番之后，给了他这些照片。
看到这些照片，李绍泉才真正明白，林逸青导演的这场削弱日本的战争，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