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div class="contentadv"> 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刘瀚来到了八达岭长城，远没有后世的那么雄壮，
后世看到的八达岭长城，建于明朝弘治十八年，即公元1505年，对八达岭长城进行了长达八十余年的修建，共1300多里。
并将抗倭名将戚继光调来北方，指挥长城防务，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的一部分。
当然，现在刘瀚所在的年代也有，只是没有明代那么壮丽和宽广，那是秦汉和春秋战国时候修建。
据《史记》记载和文物工作者普查，都证明八达岭一带在战国时期筑有长城，而今仍见残墙、墩台遗存，其走向，与今明长城大体一致汉习记载：曾设军都、居庸两座关城。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战国和秦汉时期修建的长城，必然没有大明时候的宽和高，毕竟相隔了1500多年呀，但也足够让刘瀚震惊了。
他抚摸着长城的石头，上面还有汉军站立，只是相隔比较远，好多公里只有一两个，大多在烽火台旁边。
自从漠北之战大捷以后，大汉对匈奴彻底成压倒态势，不用像以前一样严防死守了。
“你说这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下面埋葬了多少人的尸骨？哪怕在后世，这也是难以想象的大工程了。”
这一刻，刘瀚忽然有些心疼，他感觉自己触摸的不是石头，而是骨头，是鲜血，是嘶喊，是惨死的冤魂。
舒雨竹一时间也有些感伤，“若是从西周算起，到清末，几百万人是有的，这万里长城的修建是华夏历代王朝共同修建的结果。
所以具体会累死多少工人，历史没有记载。
不过，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总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北齐为修长城一次征发民夫一百八十万人。
隋史中也有多次征发民夫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人修长城的记载。
而像这样的的大工程，死亡率可能高达到三分之一。
所以，前前后后为建造长城而被饿死的，累死的，甚至被打死的人，至少几百万了，甚至可能更多，没有办法具体统计……”
“所以，值得吗？”
对于这个问题，舒雨竹没有回答，争议很大。
从历史与经济的角度来看，当年的中原王朝修建长城，是不是一个合算的经济决策，这个问题值得探究，也很难回答，怎么说都对。
一种文化心理的观点认为，长城代表封闭、保守、不思进取，农耕民族没有用积极方式去应对游牧民族的问题，所以，修长城是不合算的，而且修建长城花费太多人力，物力，财力。
完全可以打出去，就像是刘瀚和霍去病一般，一直封狼居胥，打到瀚海，彻底打垮匈奴，寇可往，吾亦可往！
而且，长城真的能防住游牧民族吗？大元是如何建立的，大清也是，长城似乎对他们没有用。
要知道到当年大宋没有长城，依旧坚持这么多年，要是它改革一番，重文轻武，换几个牛掰的帝王，说不定一统天下的就是它了。
另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在历史上，每当草原发生灾荒的时候，游牧民族由于生存压力而南下劫掠，而游牧民族不善于攻城。
并且长城有利于防守方的兵员调动、集结，这都使得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成本升高，从而降低了劫掠的收益，所以，长城有效地抑制了游牧民族的劫掠动机，修长城是合算的。
如果没有秦始皇修建长城，后面大汉民族就得不到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然后反击匈奴，只会在匈奴一次次掠夺中失去生机。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没有假设，即使是穿越者的刘瀚和舒雨竹也算不来这一笔账。
沉默了片刻，舒雨竹说道：“有一种说法，贸易停止的地方，就是战争开始的地方，因为没有贸易，只能靠抢，战争是可以用贸易的替代。
长城可以不修了，如果从现在开始加强和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那么，游牧民族经济发展得好，有积蓄，遇到灾荒时，也有更多的自救办法，也就可以减少战争。
当然，前提是打服他们，像是大明的互市。
北方草原到了冬季遇上天灾，经常是食不果腹，蒙古族人一次次迁徙驱赶着牛羊，只是为了能填饱肚子，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野性才有了当时的元朝。
然而每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当时的瓦剌人都会侵犯中原，只为了抢夺粮食，衣物。
互市的开通让很大一部分蒙古族人冬天免受了风雪灾害，也让很大一部分中原人有了珍稀药材，朝廷也有了可用的马匹以及军需药材等。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大汉有足够的武力震慑他们，不然还是只能被抢。”
刘瀚眼神一亮，“一手拿刀，一手拿糖，提前促进民族大融合？”
随即，他又暗淡了下来，“可这是冷兵器时代呀，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优势太大了，难，很难，说到底，还是生产力，吃不饱，他们只能来抢。”
他说完，两人都沉默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事情，哪里是他们两个随便就能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