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复将亦蝉轻拥，怜爱道：“杨妹，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只能怪奸佞当道。”
亦蝉轻轻推开白复，独坐一旁，闷闷不乐。两人无语。亦蝉顿觉烦闷，蹙眉道：“师兄，我累了，先回屋休息了。”旋即离开，把白复一个人孤单留下。
这一走，让白复也有了怨言，心道：“杨妹，我从未怪过你，你何至于此？此刻，我多需要你的陪伴。有你在旁，即使世人皆弃我，我也无惧。但你冷语漠容，霜冻冰封，让人寒心。”白复一口闷气憋在心底，郁结难平。
……
第二天一早，白复赶在众人之前早起，去到弘文馆。弘文馆坐落在务本坊国子监内。徐太傅见白复早到，甚喜。今日无事，便亲自带白复参观游览。
弘文馆庭院深深，绿树掩映、灰墙碧瓦，古朴典雅。前院是孔庙，中庭是十数间讲学馆，后院是藏书阁和碑林。
院落内，矗立着照壁、牌坊、泮池、棂星门、华表、戟门、碑亭、二庑、碑林等建筑，以棂星门中门为主轴线，自南而北对称排列。
徐太傅带着他一边游览弘文馆，一边讲解这里的往事：
“很多人都说大唐的繁华在于军队强大，国库充盈，贸易自由，其实他们只说对了一部分。我大唐之所以为天下中心，皆因文化繁荣，自由开放，多元宽容，兼容并蓄，这才吸引四海精英汇聚，八方商贾来朝。
而文化繁荣，则与我朝太宗皇帝重文思想有关。我朝开拓之初，太宗皇帝在戎马倥偬之际，于长安宫城之西设置“文学馆”，招集天下名士，号称“十八学士”，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名流。
太宗皇帝和他们“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辞而咏风雅。”太宗皇帝即位后，下令在弘文殿聚书20万卷，设立“弘文馆”，即为国家藏书之所，亦为天子招纳文学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
两馆荟萃人才，开拓文化，功不可没。房玄龄、杜如晦同为唐初名臣。房玄龄撰《晋书》，杜如晦订定各种典章制度。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研究文字、音韵及经籍。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是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姚思廉与魏征同撰《陈书》。这些饱学之士，可以说是太宗皇帝的“智囊团”。
太宗皇帝的诗作，气度不凡。讲究意境，探求神似。就拿这首《宴中山》来说吧，惊天动地，气势震撼：
驱马出辽阳，万里转旗常。
对敌六奇举，临戎八阵张。
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
昔去兰萦翠，今来桂染芳。
云芝浮碎叶，冰镜上朝光。
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
两人穿过戟门，来到一处碑亭，亭绿栏红柱、双层飞檐，亭内静置碑林里最宏伟的一块石碑。此碑高六米上下，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石的碑额上用篆书写了十六个大字：“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碑下有三层石台阶，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
徐太傅道：“这块石碑刻于天宝四年，是当今天子亲自作序、书写的《孝经》，因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圣上擅长楷书，而书写《孝经》时，又将隶书的风格杂糅在一起，楷书的雍荣结合隶书的古朴，泉涌吐凤，沧海吞金，确实独树一帜。
白复第一次见到玄宗的笔迹，确实浑厚大气。但一想到玄宗对自己的偏见，顿时愤慨，不愿驻足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