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启平和地讲起了她母亲的故事，声音不紧不慢的，有一种听故事的感觉了。
“我母亲是个苦孩子，从小父母双亡，十四岁时跟着同村人闯荡到水城。
她后来跟着同村的熟人进了工厂，在工厂学到了很多知识，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慢慢地，她从一个普通工人升到了技术员，在一次偶然的庙会，她认识了我的父亲。
两个人的感情升温很快，她们很快结婚了。
我父亲是个小学老师，她们结婚生育了我和我妹妹两个女孩子，虽然算不上小康家庭但至少温饱不愁。
我母亲是个容易满足的人，而父亲却是个非常有挑战精神的男性。
那时候，父亲辞去了工作下海到外地的私营厂去跑供销，非常辛苦，一周才回来一次。
为了应酬，他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
而我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在课余时间也跟人到处跑，挣点儿零花钱来贴补家用。
那天，我得到一个消息，有个演出小分队需要一个装卸舞台的小工，同时还可以在开场时上台去跳个舞。
我兴奋得不行了，跟母亲说我明天早晨就要走了。
母亲说：“你向学校请假了吗?”
我说：“你帮我请吧。”
母亲说：“你父亲明天中午回来，你等他一下吧。”
我说：“火车等不及了，明早你用自行车驮我去车站。”
陆启的语气慢慢变沉重了，好像是要讲起了她的伤心事了。
当时，我们住在水城的郊区，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离着城里的汽车站很远很远。
母亲骑着她的大梁自行车，我背着包坐她身后。
夏天早晨五点多钟，路边已经有人卖早点和晨练了。
离车站还有一公里，轮胎爆了。
我跳下后座就往车站跑，一边跑一边还埋怨。
母亲推着车在后面追我，我们就这样冲到了长途汽车站。
那时是二十分钟一班车，正好有一班到站，我迅速地跳了上去，车门就在我的身后关上了。
我看到站台上，母亲在说着什么，可是，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低下头拿钱买票，而这一低头......”
陆启沉默了半分钟，她眼圈慢慢变红了，她很想哭，却没有哭出来。
“我这一低头，竟然是一辈子啊！
母亲就在第二天下午因为脑溢血去世了，她走的时候很安详，面如金纸，没有留下一句话。
我跟着演出车队在外面流浪，直到第五天，我的家人朋友们才辗转在安城附近的一个旅馆找到我。
回到水城，正好是第七天，刚好赶上父亲的追悼会。
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闭不上眼。
每次闭上眼睛，车站的画面就出现在眼前：一个大女孩冲上车，低头找钱，连手都没有挥一下。
而车站上，我的母亲，她推着车，极力地想说些什么，可是，我听不见，听不见......”
陆启又沉默了一小会，她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又开始讲了起来。
“生命中有最好的告别吗？
其实没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告别都伴随着疼痛。
告别伤病，我们要经历很多疼痛；告别离去的亲人，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可是，我们不能避免这些，我们只能对自己说：“曾经，这些很爱我们的人，她们陪伴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她们要去到另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有我们更多的亲人，她们在那里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