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王寝殿坍塌</p>
桂王朱常瀛在四月二十七日上奏报告说：“在三月初三的寅时，他刚刚起床准备梳洗时，身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如同雷鸣般的巨响，紧接着王府正殿整个倒塌。当时有六名为王府服务的女子崔禄寿、吕寿喜、韩荣禄、崔遐寿、杨祥寿、吕福喜正在殿内住宿，不幸全部被压死。他深受先帝厚恩，被分封到衡州（今衡阳）地区，当时朝廷特派内官监太监黄用和工部营缮司主事高道素花费了五十多万两白银，建造了这座王府。然而，他就藩仅仅两年后，也就是元年九月初八日，寝宫后殿的梁柱突然断裂倒塌，擦着他的右臂落下，几乎令他性命不保。当时两位官员仍在衡州，亲眼见证了这一事故。</p>
他本来准备就此事件上奏朝廷，但考虑到恰逢新皇登基之初，不想让此事惊扰皇上，所以暂时作罢。当时，黄用和高道素主动提供了五千六百两银子用于修复，并另外献上了四百两银子问候平安，同时诉说了他们七年来辛劳的工作状况，因此当时没有追究下去。而现在，前殿又发生了倒塌，庆幸的是在事故发生前后，他还未踏入殿内行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p>
（作者认为）宫殿接连倒塌，虽然是黄用和高道素购买低劣木材的过错，但另一方面，新建的王府仅两年内就遭遇两次重大变故，这无疑是上天警示的象征。后来流寇攻陷京师、朝廷被迫辗转广东广西两省，这些不幸事已经有所预兆。</p>
倪元璐疏三案</p>
倪元璐，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的官职，后晋升为侍读学士。当时，内阁辅臣魏广微阿谀奉承魏忠贤，企图遮掩杨涟二十四项重大罪状奏疏，并编纂《三朝要典》，这本书围绕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件编写而成。</p>
倪元璐上疏指出，朝廷公议应得到尊重，而服务于个人私利的书籍应当销毁，并将奏疏上报皇帝。四月，倪元璐再度上疏表示：“我观察到梃击、红丸、移宫这三大案件在清流士大夫中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三朝要典》却是由魏忠贤为首的逆臣篡改史实编纂而成，关于这三大案件的讨论应当公正对待各方观点，而这本书则应尽快销毁。为什么？主张梃击的人是为了维护太子的权益，反对者则考虑如何避免损害先皇名誉；主张红丸是毒药的人是秉持正义原则，反对者则探求事件背后的动机和初衷；主张李选侍移宫的人，是在祸事萌芽阶段就力求稳定政权，而反对者事后也能够持公正公平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这六类人的观点各有合理之处，不能片面否定。这是一个方面。</p>
此后，杨涟列举的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的奏疏公布，魏广微等人基于党派利益挑起事端，自此魏忠贤一伙利用三案诛杀异己，小人则借三案攀附谋求富贵，使得三案的本来面目完全扭曲。因此，推崇先皇的仁慈与孝道，如同歌颂义父魏忠贤的德行与功绩，实际上都变成了各方势力角逐和操控舆论的一环，这也是一个方面。</p>
魏忠贤一党虽然已布置了严密的计划和布局，但仍担心其中有遗漏或失误，而在形势极为紧张关键之时，又忧虑局面会出现颠覆性的反转。因此，崔呈秀、魏忠贤两个奸臣开始了编纂《三朝要典》的阴谋。如果用《三朝要典》来作为评判当今事务的基础，那它就变成了彰显正直人士立场和阵营的标志。未来他们还可凭此逃脱罪责，犹如颁发了免死铁券。这是另一个方面。</p>
综上所述，三案是天下共同关心的公议之事，《三朝要典》则是魏忠贤一党的私心之作。三案是三案，《要典》是《要典》，两者本质迥异，纠缠不清只会引起更多的纷争，即使修改也会增添诸多麻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销毁这部《三朝要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