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我能通过某些渠道为你争取到保释，他们在接到你被释放的通知后的十二小时内，仍然可以以案情有重大进展为由，再次把你召回。”</p>
“这样做既无意义，也不必要，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p>
律师终于舒了一口气，凝视着王宝，等待他的进一步指示。</p>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p>
王宝并未对律师的话产生质疑，紧锁眉头，向他问道：“家里的事情我还未安排妥当，哪怕出去两个小时也行啊。”</p>
由于双方会面的地方有警员在场监督，所以他不便将话语说得过于直白，只是稍微提示了一下。他知道跟随自己多年的这位律师一定能明白他话中之意。</p>
“确实有一个办法！”</p>
律师摇头表示遗憾：“只不过你并不满足这一条件，我真的爱莫能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代你向家里的其他兄弟转告这件事。”</p>
实际上这个方法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被捕之人必须在履历上没有任何犯罪记录。</p>
但在香港的社团里，这一点几乎是无解的问题。能够在社团中有一定地位的人，大多是经历了底层打拼才爬上去的，几乎无一例外。</p>
像这样的人，过去打群架、替社团成员顶罪，已经是家常便饭。想让他们拥有一份清白的犯罪记录，无疑是天方夜谭。</p>
他也并不认为哪个社团的大佬能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因此只是一带而过，并未详细说明。</p>
“把你的电话给我！”</p>
王宝心中虽然满腹怨气，但也无可奈何，直接伸手朝律师示意要电话。</p>
“好的。”</p>
律师点头答应，从怀里掏出手机，双手捧着递到王宝面前。</p>
“喂，你自己不能打电话！”</p>
正在这时，负责监视的警员伸出手阻拦了他们的动作，提醒道：“如果有事需要联系，可以让律师打电话帮您传达。”</p>
“有种你就收走！”</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