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侯柩人在岭南省，还无法开始九兵团的建设工作。
但是“挨打”也能成为功劳，这一点，还是别开生面的。
战士们其实也知道拖住敌人火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是轮到自己被动挨打，情绪上接受不能，更重要的是一旦牺牲，太过窝囊了一些。
可有了侯柩这样的正面典型、正面宣传，之前的负面情绪，也就淡化了不少。
同时，随着扬州、东京的舆论攻势开启，武汉方面对此并没有太上心，主要是实力对比悬殊，加上“劳人党”在水面战场完全没有任何优势，甚至不能说没有任何优势，而是连抵挡之力都没有。
于是在武汉国民议会看来，这不过是“劳人党”方面的无能狂怒。
并非不知道宣传的重要性，但大前提是有来有去，当一方觉得单方面碾压的时候，宣传工具就成了先上车后补票的洗涤工具。
军事上的肮脏手段，时候用舆论工具来洗干净。
仅此而已。
不过，单方面碾压也只是武汉国民议会的一厢情愿，王角确信“劳人党”的工业实力是脆弱的，不是武汉的对手。
但是，这时候不是简单的比拼工业力量，基层会创造奇迹，不是一个两个陈三叉，是大量的“陈三叉”在创造奇迹。
湖南加上江西大部分，总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湖北，算人头账，王角底气十足。
欠缺的，便是这一轮又一轮的炮火覆盖的家底、实力。
到十一月八日，王角开启的舆论攻势持续了几天，每天东京、扬州、苏州、南昌、长沙等地报纸媒体，刊登的只有两样东西。
一是武汉的战舰又一次攻击了哪里，造成了多少人员伤亡。
二是王角再一次发出严正抗议，同时谴责武汉国民议会的暴行。
除了这两样，再无其他。
九日，长沙和东京的报纸，以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为标题，刊登了“劳人党”将发起反击的文章。
同时，报纸还发表了王角的号召书，号召受压迫的群众，要寻找出路。
王角并没有号召起来斗争，因为这个号召书，就不是写给普罗大众的，而是给各地“劳人党”地下武装领导人的信号。
类似安重泰这种在淮水混得风生水起的，游击队已经编了上百个大队，只是人数编制还当不上大队一说，但总兵力已经接近一万。
虽说还是民兵性质，但已经半脱产，战斗力还是有一些的。
江淮和河南两地，游击队开始了破坏交通线的作战，首先就是前往湖北的铁路公路，基本直接瘫痪。
不管是铁路还是公路，都是炸一下的事情，没有什么麻烦的地方。
游击队并不参与攻击军事设施或者要害单位，主要就是破坏交通设施，然后就是串联不同地区的农村以及少部分城市。
城市游击队的存在，比乡村的游击队还要早一些。
毕竟失业人口那么多，迅速赤贫的，往往都是无产者。
农民只要不是佃户，多少维持一口吃的，还是问题不大。
游击队的破坏行动，不在于造成多大的战果，影响范围又是多大，而在于其破坏行动本身，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
连河南这种京畿之地，都有了游击队反抗“暴政”，其影响力非常重大且深远，是具备代表性的，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件事情中。
十一月十日，除了开始宣传游击队之外，媒体开始报道“劳人党”的战果。
尽管多家不受“劳人党”影响的媒体，并没有如实报道的意思，但是他们报道了，便是无形中扩大了影响范围。
同日夜晚，“大唐人民革命军”首先开始跟鄂州的驻军交手，此时传到东京的时候，高从诲一脸的震惊，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这种弱势情况下，居然会是“劳人党”首先发起地面攻击。
震惊的同时，高从诲在退休所内拍着桌子叫好：“诸位老前辈，咱们瞧好吧，这一场仗，还真就有看头。”
“小高看好哪边？”
“我自然是想要看好长沙方面。”
没有遮遮掩掩，高从诲感慨地说道，“咱们这里的家当，还有开春的福利，不就指着‘劳人党’蒸蒸日上吗？指望武汉人给咱们一件被子还是一碗米？”
“这冬季作战，有时候真的不好说。”
有个老将军裹着毯子，认真道：“就说现在的情况，搞不好‘劳人党’要后发先至，地面部队咬住，初期打出一点点优势，只要收得住，再撤回去，武汉人绝对非常难受。”
“而且也不好大军出击，这天气，长江边可不是岭南，都不要零下，就两三度的气温，够武汉人折腾的。这时候拼的，反而不是装备，而是谁能忍，谁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