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顾昭与婢女尤杏花有染。
他遇害当日，与尤女相约夜里相会房中，尤女因被主人叮嘱，便未与她的母亲与姐姐共用不远处长期供送三餐的食肆送来的饭菜，并未在天色未黑之际，就觉昏昏欲睡，反而趁家中别的人歇息后，往吴顾昭的屋子里，吴顾昭早已另备好酒菜。
据尤女说，吴顾昭当日有些心事忡忡。
一壶酒很快饮完，才愿意倾吐些心事，说是承蒙了霍都统厚待，视他为知交好友，可霍都统因为淮王有涉绵谷事乱一案极其担忧，不久前还跟他说起一件内廷禁密，竟是先帝临终之前，留的遗诏本是让淮王杜继位，要将当时位居东宫的太子栩废黜！
淮王杜本不知实情，事后才有所怀疑，暗令皇城司察部的心腹察证，应是惊动了天子，才惹生这起杀身之祸。
霍都统商量吴顾昭，为救淮王杜，使先君被逆犯弑杀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可借御侍之便，擒伪帝而逼审，争取文武百官见证，朝堂之上论争，使淮王杜还有机会与伪帝辩争。
约好的就是次日动手，可在动手之前，吴顾昭却犹豫了。
他说今日夜半，霍都统将来家中，细商明日之事，故而他在下人们的晚饭里事先下了迷药，不过因为犹豫未决，说不定一阵间会拒绝霍都统，也是为防万一，才告知尤女，倘若他遭遇意外，让尤女千万忍到面圣之时，才将这番话供述。
这件事案为镇江侯龚佑最先经手，他又为临安府尹，差职等同京兆公，将事案禀达天听后，羿栩立时决定亲审，除了让临安府的正尹、少尹协断，还召集了兴国公、湘王。
司马权其实是作为涉案嫌犯。
但当然当尤杏花的一番供述后，他被“洗白”了。
晏迟虽获羿栩召令协断，不过他心知肚明尤杏花肯定是被司马芸姐弟两个买通了，这个女人其实根本没有被吴顾昭相中，她是那个在饭菜中落迷药的帮凶，而吴顾昭是被司马权遣派的杀手杀害，司马权自己嫁祸自己，为的是坐实霍赴峡的罪名。
晏迟完全无意屡行协断一职。
而镇江侯龚佑，自察搜得兴国公予吴顾昭那封书证时，也预知案情不会如此简单，要若真是兴国公杀人灭口，岂能不知有这件要命的书证在吴顾昭居处？既杀人得逞，必得翻寻一遍，毁书证保自安，使此一起命案扑朔迷离，难以察实。
于是龚佑虽将案情呈报，不过事先也申明了，以他的认为，兴国公多半是被真凶嫁祸。
这起由羿栩亲审的重案，眼看毫无悬念，可是有葛时简在场。
他觉得不能仅凭尤杏花一面之辞，就算已经在霍赴峡家中搜出了罪庶杰的信件，纸上所书，称已听淮王之令行事，肇兴了绵谷军户叛走，特知报淮王可行下一步计事……葛时简却觉这样的“罪证”太过“明凿”了，试想要是绵谷变乱，真为淮王杜授意霍赴峡、罪庶杰肇生，霍赴峡见淮王杜受疑，意图说服吴顾昭起事，然而仅仅一个右都统，一个御前侍卫，就有把握成事？
这未免，太荒谬。
司马权当然要反驳葛时简的质疑——淮王杜已被软禁，霍赴峡为淮王杜心腹，唯有孤注一掷，霍赴峡担都统之职，且明知今日天子打算设宴款待高丽使臣，宴上，护侍帝君身边二卫，一人为霍赴峡，另一人也可由霍赴峡从侍御之中指任。
吴顾昭要是为霍赴峡所说服，两人与官家最是接近，且能够携剑以防变生不测，大有机会挟持得逞，众侍卫因必须顾忌天子安危，如何敢与两名逆犯相争？他们挟持君帝，就可要胁释放淮王杜，救得淮王杜，一路投奔辽国，岂不得一条生路？
葛时简又问：“那封署名为罪庶杰的书证，霍赴峡读后大可付之一炬，何故存留？”
司马权争论：“往往谋逆者，所图无非权利，霍赴峡虽为淮王党徒，难免不会担心遭遇过河拆桥，留得书证，自是为了提防淮王杜食言。”
“就算凭尤氏的证供，吴顾昭反悔，为霍赴峡灭口，但只要淮王杜招供，霍赴峡依然罪责难逃，哪怕他没有帮手，也必须铤而走险，那么他为何会使御侍去吴顾昭家中察问？他应当明白吴顾昭遇害一事被揭发，且还牵连了兴国公，官家今日必会亲审，设宴款待新罗使臣之事必会延后，霍赴峡又哪里还有贴身护卫的机会？”
“葛少尹也太想当然了。淮王杜若然招供，必当极刑，霍赴峡又何需急于今日便铤而走险呢？他并不担心淮王杜会认罪，却无法掩盖应当入值的吴顾昭无故误值，他身为右都统，岂能不问？
试想吴顾照要不是已生提防，留下尤氏这么个人证，老夫为霍赴峡所陷害，替他顶了杀人之罪，还让淮王杜得以脱身，霍赴峡便大有机会蒙蔽圣听，日后还怕没有机会弑君么？”
“事涉亲王罪否，断不可以猜测及一婢女片面之辞定案，臣建议，官家当亲审嫌犯霍赴峡。”葛时简仍然坚持。
“葛少尹断元家一案，不也是仅凭供辞定罪？”司马权也是恨极了葛时简这绊脚石。
“元家之案，梁氏为被告，她的认罪之辞又岂同于推测？且除梁氏之外，还有梁氏收买的旧仆供辞，梁氏并未反驳，岂同于片面之说？如今日这起要案，倘若嫌犯认罪，下官也无话可说。”
霍赴峡当然不可能认罪，自己并没做过的事，让他怎么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