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邓飞准备起身怒斥荷兰人的声明里充斥虚伪和狡辩时，身为巴城甲必丹的王珠生眼看不妙，急忙起身拱手道“邓大人，小人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邓飞撇了杰拉德赫斯特雅各布一眼，平息了一下胸中怒火，对王珠生道“王先生请讲。”
王珠生面露感激之色,拱手道“邓大人，江先生，洪先生，在下添为巴城甲必丹，虽是受荷兰人委托前来，可平日里都是替咱们唐人办事。此番王某受了城内数千唐人父老嘱托,希望能跟诸位解释一下五十年前的旧事。虽说荷兰人有过分之举，可究其根由,还是那些图谋不轨的刁民作乱才导致的。”
“啊？！”邓飞三人眼中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只听王珠生又道“据小人在厦门和巴城内询问所知,这巴达维亚原是本地乌鸦番所辖，后为荷兰人所占。当年巴王将刁民不法者，充之于锡兰，待立功赎罪后，才准许返回。那锡兰乃是荷兰人的起家之地，离巴城甚远，又常有生番侵犯。我华人在锡兰者，奋起抗击，屡战屡捷，也打退了生番。”
“按说呢，这些华人已经立功赎罪，合该回到巴城，可时任巴王和评政院诸公担心他们都撤回来，生番又要骚扰。于是便想从巴达维亚的华人中遴选精壮,前往替代。可诸位想啊,巴城的华人本来无罪，抛家舍业的去锡兰,肯定不愿意啊,于是有人便仗着手下人多钱多，对荷兰人有抗拒之举，乃至密谋起事，要杀尽荷兰人。”
“诸位想想，换作自己是荷兰官府，断不容有此背义忘信之举，故而巴王命兵将讨伐。唉！自古战阵之上，刀枪无眼，伤及无辜那也是难免的事。可之后巴王也觉得做的有些过了，懊悔不已。所以这几十年双方甚属和平。唐船来此，殷勤招纳，临行之时，多方慰谕。城内即便防范稍密，也是应有之义。然则贸易之事，仍全由我唐人主事，终不敢与我等为难也。”
“”邓飞和洪涛看着甲必丹王珠生一副振振有词，确凿无疑的腔调,一时间都有些懵了,这特么跟自己之前设想的不一样啊！这厮究竟是哪头的？
一旁的江藩以手拈须，眯着眼沉思不语。他倒没懵,而是想起赵新昨天发来的那份关于巴达维亚作战建议的电文里有句话，说的就是王珠生这样的人“甲必丹者，名为华商，实为洋奴买办。从这些人身上，看不到一丝民族责任感，是一群明明有能力却从不考虑帮助本国人的精致利己者，殊为可恨！”
此刻在江藩看来，这些人岂止是可恨，简直可杀！
事实上，“红溪惨案”之所以发生，一方面的原因是荷兰人垂涎于华人积累的财富，通过屠杀的形式予以剥夺；另一方面，以甲必丹为首的华人买办集团对底层华人的残酷剥削乃至不作为，也是引发荷兰人动手的重要原因。
所有的这些，都要从爪哇地区的蔗糖种植业发展说起，根源还是经济。
十八世纪初，爪哇的糖蔗种植业迅猛发展，几乎完全控制在华人手中。在东印度公司的鼓励下，蔗糖种植园在遍布巴城周边乡村。多达130个甘蔗种植园分属7个华人、4個荷兰人和1个爪哇人。
由于华人在巴达维亚的人口越来越多，当地许多政治事务的有效运行既要取决于甲必丹和荷印当局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的独特关系，又取决于作为华人首领和协调人的甲必丹的权威性。
一方面，华人直接受荷兰人任命的甲必丹和雷珍兰（lieutenant音译，意为助理）的管辖，这些华人官员在所有涉及东印度公司的事务中充当买办。通过税收承包、医院、孤儿院、监护人等机构，华人与荷兰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制度化联系。而在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官员与华商的私人商务利益越来越紧密交织，大量荷兰人从事的非法私人贸易，表面上都由华商经手办理。
早期的时候，甲必丹在华人中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由旅居巴城的华人宿老通过相当民主的方式选出和任命的。华人的人头税要在甲必丹的官厅缴纳，然后再转给东印度公司。
但是，所有种植园里的雇工和离城相当远的华商们，都不受城内甲必丹和雷珍兰的管辖，而是被置于荷兰人司法官及其部下的直接监督下。尽管如此，按照规矩，这些种植园的华人经营者每年必须还得通过甲必丹交纳其雇工的人头税。
这种舍近求远的拧巴政策下，以华人那尿性，真正按规矩交税的肯定没几个。种植园主们宁可贿赂司法官通融一二，也不愿去城里给甲必丹按人数交税。毕竟不交税的非法劳工越多，华商们就越能获利。荷兰司法官对此也何乐而不为，正好收取贿赂。因此，甲必丹的威望江河日下，而行为日益滋生。
最后，那些投资甘蔗种植园的甲必丹和雷珍兰们也成了舞弊活动的一份子，结果是造成恶性循环，短期的行为取代了长期的合作。底层的华工被这些人盘剥压榨，同时还要借高利贷偿还蛇头的费用。一旦有人不满，华商们就用向荷兰人告发来威胁他们。
舞弊行为的全面铺开，导致巴城的蔗糖价格干不过英属孟加拉的蔗糖，销量下降，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便突然大幅度降低蔗糖收购价和收购数量，从而直接打击了本地的甘蔗种植业，大批经营种植园的华人成了牺牲品。
陷入破产的甘蔗园经营者很多都是普通华人，他们创业时并无资本，要靠借贷经营。而那些用高价租佃土地以经营的种植园的华人就更不用提了。他们和带清的佃户一样，首先要保证地主获利才行。
陷入破产的华工和小华商们成群结队出没于乡间，蔗糖业的凋敝，导致城内其他行业的华人生计也愈发艰难。荷兰人的征税措施和勒索使这些人如同被挤压的海绵，数以千计的老人和年轻人由于丧失了土地、金钱和工作，使得他们只有三条路，要不就等着饿死，要么就乞求零星的救济，要么就是偷抢。
乡区日益骚动的消息几乎传不到巴城内的有钱人耳朵里，乡间的荷兰官员觉得掩盖真相更为明智；而甲必丹和他手下的雷珍兰们此时只需花费几百两银子就可以帮助这些凄惨的同胞，但他们身为大地主阶层，对此却无动于衷。
甲必丹在乡村地区的权威丧失，导致城市华人和乡村华人两个群体的割裂，爆炸性局势已无法避免。
1740年的春天，火药桶终于被人引燃，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将居留许可证出售给华人糖蔗种植园的丑闻曝光。这件事迫使巴城当局提出一项激进而不太现实的计划，强迫华工移民锡兰，以便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些游离乡间的华工流民问题。
然而荷兰人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华工送出海后，直接杀害，要么就抛入海中。幸存者逃回了巴达维亚乡间，迫使其他人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作难而反，死中求生。
当城外的华工开始起义后，城内的华人依旧不闻不问，甚至连暴动的发源地就是时任甲必丹自己的种植园。等到华工起义者打败了荷兰人的第一次进攻，开始直捣巴达维亚城门时，荷兰人和华人的关系就彻底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