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销这件事上，对金莲显然是格外开恩的，不会斤斤计较，刘小姐显然是区别对待的。对于春燕，她则非常严苛，这是从哪里来的道理？对人不对事，看人再看事。这个让人郁闷。
金莲甚至可以把一整张票分成两半，票根和票据一起贴在粘贴单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免得再去辛苦地找票据。现在坐车，票很难得。一般坐麻木车，哪里有票？麻木车（三轮车）车主去买车票，人家还不卖。人力三轮车也不会去买一本车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没票是常态，有票才奇怪。
做这个工作，出门是常有的事，出门就会产生车马费，或者叫车船费，遇到山就要走山路，遇到水就要走水路。像柯南一般在荆楚省内工作，用不着飞机。即便有机会坐飞机，柯南也不选择，因为飞机一旦出事，将是毁灭性的，很少有人存活，能多活一天算一天。就像《卷席筒》里小苍娃唱的词那样。
没有紧要的事，就不需要那么着急去赶车。
没有紧要的事，不用坐那么快的车。
不是主要负责人，不用追求那么高的效率。
能者多劳，多劳容易过劳死。
刘小姐对金莲格外开恩，让春燕很不自在。刘小姐的脸色一变，说：“这次去港岛，弟兄们的表现很不好。特别是拿布匹，不够爷们。都不想拿，拿的很少。特别是有些弟兄，完不考虑姊妹的感受。”
说完，她的眼光的余光看了柯南，柯南发现了这个，心里很着急，想为自己辩解，后来忍住了，觉得完没必要。她已经认定事实，已经判定了是柯南没有拿布匹。这个不必计较。季柯南心想，都是为公家做事，何必呢？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就行。
对于安德烈，她没说什么。这个批评，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傻子也清楚，问题出在谁身上。
没有上火车的有两个：齐思娜和尹贤仁。他们没有拿布匹上车，更没有拿布匹下车；中间下车的是多哥。因为多哥和齐思娜有气，根本不拿她的项目的布匹，只拿轻省的零食袋，上车没拿布匹，中途又下车，也就不存在下车拿布匹，这些布匹是用来做项目的，因为不太清楚到底开了几个项目点，需要多少布料，这次只是暂时拿一部分。
就是这样，那么，跟随布匹自始至终的，就是柯南、安德烈、会计和春燕，这四个人，陪着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布匹千里迢迢地回来，谁有功劳？
春燕不指望，她喜欢动嘴，不喜欢动腿，就是动手，也要发一通脾气才肯干，干的时候，也是专拣轻省的活儿去做，指望她吃亏拿重东西，那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如果遇到危险，肯定脚底抹油——溜了。也极有可能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会计更不用说，她是玩笔杆子的，拨打算盘子的，现在，只需要按按计算器的按键，不用费大力气，加上她本身有病，拿不了重物，据说是腰椎间盘突出，一用力，腰就疼，且劳动一次，要累上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谁敢用她？用坏了怎么办？
现在就剩下了两个弟兄，很明显，刘小姐在用有色眼镜看人，看得不真切，就横加指责起来。在机构里，如果没有冯菲菲的教诲，她可能也不会这样，不调查就乱加评论，因着她的不公平、不公义，她的形象在柯南心中大打折扣，但又不好说什么。季柯南心里暗暗叫苦，这刘小姐已经变色，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动动脑筋想想，就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跟着冯菲菲走了。如果真的像春燕说的那样，这布匹是不可能搬上搬下回到江城的。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不是弟兄做的怎么可能？难道春燕真是女汉子不成？她可能在这一辈子不行了，只有等来生，如果有来生的话。
她说了这些话后，看看冯菲菲，显然，这些话是她们商量好了的，没有什么，她们经常一个鼻孔出气，穿一条裤子，好得没法说，一致对外，无懈可击。
开会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惟一不同的是，安排金莲去九峰。
自从离开归州后，就到了宣统县，在宣统做了一年半的项目后，省总公司的主管发生了变动，升迁的升迁，调走的调走，剩下的，有的是新人，有的不熟悉项目，基金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重建关系，另外，还要加大筹款力度，才能应付新一届决策班子的需求，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
新的总经理的家乡在九峰县白鹳村，为了满足他的需要，冯菲菲立马变脸，将项目从宣统县转移到九峰县。
首先，派了多哥和尹贤仁到九峰县救灾，也就是说，先入为主的，就是多哥，多哥的关系和冯菲菲没有办法说，看来，过年送鸡奏了效，起了作用。因此，多哥得到重用。自从在归州提出意见，一开始没让多哥参与到项目中来，让柯南占了鳌头，以后人家归州县分公司一直承认柯南而不承认多哥和沈静，每次开会，多哥就要拿这事说事，弄得冯菲菲印象非常深刻，每次做什么，都先想到他，要他去做，免得他在背后说个没完没了的。
更重要的是，他送的鸡，不能白吃，要不然，又如何教别人心灵鸡汤呢？
多哥和尹贤仁在九峰救灾，和九峰分公司建立了好的关系，这下子多哥没有意见了，应该走到哪里，都受他们欢迎才是。
九峰的救灾结束，他们又返回了宣统，然后结束宣统的项目，验收。柯南的水杯也遗忘在宣统县一个村项目干事的家里，很是遗憾，不过，他打电话给项目干事，说水杯不要了，只当是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