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以后，吴洪林享受了500元的建房补助和一米退休木材，但是，变卖退休木材指标加上建房补助，连假肢安装费用都不够。落叶归根吧，庞家湾倒是有父辈留下来的老屋，当年还是吴洪林当年从工资里省下寄回来翻新了的。可是哥嫂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自己也有四个孩子，还愁怎么给孩子们建成家用的新房。突然回来个兄弟，还是个残疾。嫂子坚决不让一间。没办法，他只有在旁边自留地上用空心砖搭了个简易的棚子来住。好歹有点退休工资吧，可不是一味的拖欠就是干脆长达几个月的停发。在老家，如果不是哥哥让他们在自留地上搭个棚子，可能连一寸容身之处都没有。说他们是农民吧，一分土地都没有，什么都要到集市上买，或者哥哥悄悄送点过来。那点可怜的退休工资都是朝不保夕的，医药费更是几年都没法报销。
想起吴洪林年轻时代，那种意气风发风趣幽默的场景历历在目，而现在憔悴不堪沉默寡言，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不禁唏嘘不已。
当年数以百万的建设者满怀“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豪情，从内地大城市和沿海工业重镇来到偏僻落后的西部山区。“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两手空空退休是他们悲凉的人生写照。他们终于放弃对故乡的眷恋，无奈的下一代开始承受国家战略调整的重负，却要独自面对生活的窘迫以及历史的清算和遗忘。
吴小玲呢？我突然想起吴洪林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是小学同学，便关心地问道。
别提她了。汪琳在床上突然咧嘴哭起来。
吴小玲16岁就顶班了的，因为父亲是工伤退休，当年森工还景气，可以顶班。后来转产出来分配到湾林钢铁厂，还是森工局照顾吴洪林，把她在营林队的女儿作为首批转产对象，当时国家的政策是带资产的转产，五千元算是“嫁妆”吧，转到湾林钢铁厂后，没两年，企业改制，国营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她们这批森工转产人员，没技术没关系成为首批下岗的人员，算起来，两年连五千元的工资都没拿到，就被一脚踢开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小玲的男人也下岗了，两人穷得揭不开锅了，还有个半岁的孩子，一天实在没有奶粉了，小玲的男人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平时文文静静的，说话做事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人的老好人，那天晚上，居然麻起胆子去偷湾林钢铁厂财务室，结果被当场逮住了。为了急于脱身，他竟然操起板凳打伤了值班的门卫。结果可想而知，他被判了三年刑，赔偿二千元医药费，更让这个贫困潦倒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怎么说得出口啊？穷不怕，可是脸都丢尽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人活脸树活皮。这到底是谁逼他走上这条路呢？人言可畏，小玲带着孩子去了福建，听人说是给别人当保姆，一去五年，现在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想必也没有挣到钱吧。不过，我们照顾不到她，更不想拖累她。其他儿女也是在外地打工，个个都挺艰难的，两年都回来不了一次，回来了也帮不上忙。
我名义上是居民户口，粮食放开以后，什么都要用钱买，地却没有一分，能做个什么？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吴洪林重重地叹口气，自言自语道，我羡慕那些在山上伐木、高原反应死去的战友和工人们，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用理会，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
后悔啊，现在森工退休工人都是当地的贫困户，没人看得起，像我这种在森工贡献了一辈子，献了青春献子孙，而且缺胳膊少腿回来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更有甚者，还有人指着鼻子含沙射影地说，那就是在山里乱砍乱伐的人得到的报应！水灾怨我们，泥石流怨我们，连这里下暴雨地边垮了都可以怪我们，一切坏事都让我们承担，公平吗？我们曾经的贡献呢？国家三线建设急需的铁路枕木、矿井棚架、炼钢的木炭，内地建房的木材从何而来？还有各地依附于森工的木头财政和高速增长的gdp，从来没有人提及。针没有扎在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痛是什么滋味。
我现在也顾及不了脸面了，平时到镇上收破烂卖，有时干脆到省城街上乞讨了，这就是你们看到的一个退役军人、省劳模、工段长现在的样子，要臊皮的不是我自己，是我们这一代森工人的悲哀。
吴洪林说着，老泪纵横。
我鼻头一酸，别过脸去。
父亲说从什么角度来理解这个山区的变化，退耕还林、天保工程还是一体两翼？我们的领导在思考，老百姓在观望，森工人在寻活路。在体制内一辈子，并为之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末了，却被嫌弃和抛弃，这就是现实的生活。如果说体制不会错，错的难道是我们？
梁厅长说我承认，最初，森工是作为文明的使者进入古锦地区的，一边砍伐森林，一边传播文明，让偏僻的古锦见识了时代的最新面貌，但是，这文明是我们的文明，我们认为改变了他们，也只是我们的认为，并不是他们的必须。但是，森工从光荣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国家的建设者变成令人口诛笔伐的环境的破坏者，最后迫不得已担负起植树护林的责任，好像是为历史背过。如此，森工显然已经不能担负起文明使者的责任了，甚至已经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了。这是历史造成的，不应该由森工人来承担。近期将召开协调会，将由国家层面制定政策来妥善处理关于森工的历史遗留问题。放心，明天会更好！
梁厅长私人掏出了一大叠钱塞给吴洪林。
吴洪林激动得抱住梁厅长失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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