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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昕最深爱的李媚儿离开了，赵昕想过挽留，但最终没有挽留，因为属于你的女人终将属于你，不属于你的女人，你即便是拿个绳索拴着她，她的眼神仰望的始终是远方。
赵昕也不是原始人，只顾自己一时爽，爽完之后，就将配偶抛之脑后了。但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准备物资和民房，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流民，所以只能暂时将儿女私情放在心中。
第一批流民有十万多人，赵昕提前吩咐各州官员募集工匠造民房，但工程巨大，又加上天气炎热，所以工程进度缓慢。
赵昕见此先是让龙骑团众士兵参与房屋建设，又找了自己的老丈人杨文广和郭逵，和二人商谈了一下，让驻防的禁军也参与了造民房，才在第一批流民到达之前，将房子给造了出来。
房子盖的虽然很简易，但也不是什么风一吹就倒的豆腐渣工程。
交趾国地广人稀，三分之二是山地，三分一是适合耕种的土地，但粮食产量却不低，因为每年只有雨季和旱季，雨水非常充足，且耕地大多在河流区域，丰富的河水也带来了有机成分，土地肥沃，亩产很高，又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水稻可以一年插秧三次，就相当于一亩地三倍的收入。
所以赵昕也不用从各地筹集粮草，因为各州州仓里面的陈粮就足够五十万流民吃上一年的了，更何况眼下正是第二季稻栽培的时间。
十万流民大约还有两三天左右就会到来，而赵昕正在州府内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文臣们商量实施针对土地的新法。
古人的科举制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能在数万名学子中脱颖而出的也不是泛泛之辈，就连后世尽量做到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也没少被世人埋怨。
毕竟眼下儒学还没有被过分的阉割，君子六艺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赵昕选取近几届科举出来的精英也是有原因的，一来这些人都是科举中的佼佼者，二来这些人也都是大宋以后官场上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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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踏入官场的时间稍短，还没有被残酷的官场把棱角磨平，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还是充满着远大的理想的，他们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比那些半条腿迈进棺材的老臣们强的多。
安静的议事堂内，鸦雀无声，赵昕扫视着这批他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大宋帝国未来的精英们。
王珪，字禹玉，现年三十二岁，庆历二年榜眼。初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等。神宗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熙宁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五年，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六年，封郇国公。史书记载他秉性宽厚沉稳，谦和礼让，勤思苦学，天资过人，落笔则出语惊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听话，嘉佑七年，仁宗立太子，中书召他起草诏书，他说“此大事也，非当面接受圣旨不可！”第二天，仁宗亲自召见，他对仁宗说“天下臣民早就希望立太子，以免生乱。这次果真是陛下的圣意么？”仁宗道“朕意已决。”他再拜称贺以后，才退而起草。
能臣干吏赵昕自然喜欢，但眼下他更需要的是无条件支持自己实施新法的官员，而不是向包拯那样一个意见不合，都能扯着仁宗衣服不让走的官员。
韩绛，字子华，现年岁，庆历二年探花。担任太子中允、陈州通判，累迁三司使。宋英宗即位，迁给事中，权知开封府。宋神宗即位，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三年拜昭文相，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出任建雄军节度使、知定州，授太一宫使、知河南府。宋哲宗即位，担任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北京留守，册封康国公，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
为人刚毅任重，得大臣体。遇事果敢，临义勇发，不为后顾，也是难得的人才。
王安石，字介甫，现年三十岁，庆历二年第四名，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在赵昕眼里，王安石变法出发点是好的，但太过于偏激了，变法与社会现实差距太大、丧失社会基础、变法急功近利、政策执行不力、用人不当等等都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在赵昕眼里王安石对于农业商业方面的变法只是纸上谈兵，而没有联合实际情况，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假！”“大！”“空！”
但王安石在对军事上的改革却是功不可没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
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
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