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官府还说女人也能做工，可以进纺织厂纺纱织布，一天也挣三十文钱。
当家的若是咱俩把地租出去，一起去做工，两个人一天就是六十文，就算我们一天花费二十文还能落下四十文呢，一年下来可就有十多贯。”
“别想那没影儿的事，就算是去了一天能挣三十文，咱能保证天天有活干吗？不过这买地之事倒是可以考虑。
咱庄户人种地就有根本，其他的那都是浮财，不经用！”
女人见自家男人对出去做工不感兴趣，便不再提这个话题，而是说道“进了一趟城，也没舍得在外面吃点儿东西，饿坏了吧，奴家给你做饭去！”
刘二柱的心理，代表了大明大多数百姓的心声，有道是人离乡贱，只要能活下去谁都不愿意背景离乡。
朱瞻基想要发展工业，当然不能任由百姓都守在土地上，随着人口增加，最后自爆而亡。
以后大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还鼓励兼并，只有让百姓失去土地，才能迫使百姓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给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
同时要吸引农村百姓进城，就必须要有城乡差距，让老百姓明白进城做工要比在乡下种地有更多的收入，日子过的更好。
至于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大量的吸纳农村劳动力后，农村造成空心化，无人耕种田地的问题，那就让更先进的农业机械登场。
当然老百姓并不知道皇帝新政的目的，他们也不关心这些，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眼前利益。
与老百姓感恩戴德相反的是士绅大户的咬牙切齿，重新编订鱼鳞册之后，每个人家里有多少地都是一目了然。
士绅大户再想偷逃赋税，就不可能了。可是这些大户哪一家没有个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真要交税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有些人存着侥幸心理，还想贿赂税务局的官吏，结果无一例外，被以行贿罪送进了牢房。
不是税务局的官吏清廉如水，而是他们还不敢贪腐，鱼鳞册上有多少土地，那必须就要征收到多少赋税，谁家交了税，还是谁家没交税，在账册上都是一目了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吏们会慢慢摸索出一条生财之道，这种事情根本就无法避免。朝廷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减少朝廷的损失。
整个夏粮征收结束后，经过税务局的盘点之后，发现在经过新政改革后，东昌府的夏粮税税收达到了一百二十万石，田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
这还只是一府之地的田税收入，不过相比于山东其他府，东昌府是仅次于济南府与兖州府的大府。即便如此，若是把整个山东全部施行新政之后，一季夏粮的田税至少能够达到五六百万石。
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若是全部施行新政，光是夏粮就能征收到七千万石。这些粮食足够大明军队开销，东昌府的夏税报到皇帝这里，皇帝马上就发现若是全国都施行新政之后，一季粮税就足以够大明军队吃食。
那么秋税就不应该再征收粮食，而是应该改征折色银钱。大明以后所有的官吏将不再发放实物俸禄，而是全部改用银钱发放。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刺激官员的消费，官员领到俸禄，需要把银钱转化成粮食、衣服、美酒、菜肉，这些物资的消费就能带动一个地方的市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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