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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当然低效,那是因为他们的责任不全是赚钱。目的的不同,当然会导致细节操作的不同。国企之所以臃肿,大家懒懒散散,那是因为在困难时候他们也不能随便解雇员工。那个时候他的任务不是生产赚钱,而是不给社会增加负担。不要以为西方工会有多牛逼,那只是假象,经济一萧条、资本家会把全部人解雇,自己聘请几个保镖守着用不完的剩余财富富贵,然后社会上就全是酗酒吸毒抢人的流浪汉了,没事拿着枪突突突。
历史上美国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政府开给那些丧心病狂的资本巨头的价格是:平均每公里铁路几美元左右。
资本家们经过测算后,纷纷摇头说:“太低啦,形势复杂,这个价格连白人的保安费都不够。”
那么格兰特将军就告诉他们:“乃们想多啦,只管修铁路,虽然老子打赢了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但作为潜规则,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不干涉你们的劳力结构。至于你们的安保,交给美国骑兵完成。”
大鲨鱼们一算账,如果把奴隶当做潜规则,且美国骑兵全程保护的话,几美元也可以运作了。
于是格兰特将军就真的派美国骑兵开路,后面的鲨鱼就在印第安人的尸骨上,用鞭子驱赶着黑奴修铁路。这么一运作的话实际成本低到惊人,造就了一批相当牛逼的铁路大亨的崛起。
当时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高方平没有具体数字,但应该在二十亿美元左右。
那么依照购买力比值计算的话,目下大宋如果把工程包给关七这类人做,这些鲨鱼,真有能力在平原上用不到三百文钱一公里的价格修出铁路来。
现在大宋的冶炼生产力不如那个时期的美国,铁矿资源的获取成本也大幅高于那个时期的美国,于是这一项上加权,粗略算作一贯钱一公里。
工人不能算作奴隶,要给予他们“拥有自己家园”的积累,有归属感,于是成本上再次加权,粗略算作五贯钱一公里。
蜀道难,面临开山,架桥,涉水的形势,和平原地带修铁路绝对不同,于是再次加权后,高方平心中也就有了个大数了,是真有把握在每公里五十贯的价格上,把成都段铁路修出来的。
是的就这这么丧心病狂,便宜的令人发指,首期工程修一万公里的话,也就在四五十万贯内搞定。这就是有底气成都自己扛的原因。
成都府目下没有经过开发,财政底气不多,但是再少,一年几十万贯的财政还是有的。
分摊为几年,且通过债券的手段解决融资问题,并不是说做不了。
单独看,没有中央支持,成都自己的话当然是个重大工程,在预算紧张、但凡官府就钱不够用的情况下,要额外挤压出一大笔来投入不明觉厉的工程里,当然困难,若放在后世民主社会里肯定不可能通过。
但这个时代,或者说猪肉平就有这么粗暴。依靠成都自己,真能把这条铁路给折腾出来的。
当然了,没有中央支持,那么和其他州府对接是个难点。但纵使这样也可以克服,好歹在高方平名声如此大,有常委头衔的现在,要对这类事公关也是有办法的,无非又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
做官,或者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应该是解决麻烦。闯着闯着也就到达了终点,和混到了终点的人唯一不同的在于,人们在千年后也会记住范仲淹们的名字。
当然了,初步估计为四十万贯的首期工程,这只是高方平的认为,是高方平的角度。
在别人当然不可能。换别的官僚上来,先不谈能不能完成的问题,预算超个十倍乃是五十倍,最终变为一个黑洞也没什么不可能的。譬如大宋每年近八千万贯的军费,就是这么把国家掏空的。当然这个问题随着张叔夜上台执政后,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世事就是这样的,在一些事上,会者不难,难者怎么也学不会。
就是这个原因,有些政治家他能一穷二白,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把整个国家往后的初形给搭建出来。而有的人他也能一甩手投几万亿的天量预算撸下去瞎搞一通,最终什么鸟毛也没搞出来,还弄的满身富贵病。
张叔夜是执掌过户部的人,兴许老张最终就是被所谓“传世工程”的名头吓到了,知道一但不明情况下成为国策,往后的投入会不受控制,会寄生一大群新的猎食者在这条利益链上,乃至把刚刚缓过去来的大宋给拖死。
这肯定是张叔夜临时变卦的原因。如果仅仅成都府的话,怎么投入老张都敢,问题就在于高方平只有一个,而天下的州府们一但响应这个气候,短时间内把全国变为了一个大工地,那就问题大了。
老张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在高方平的立场上大宋是撑得住的,就算贪官污吏横行,工程建设起来损耗大,也要强势上马。
因为高方平和有完美强迫症的文青不同,高方平的原则是只要大方向没问题,暂时解决不了的就拉扯着跨越过去。以后时机成熟了再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