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他们在深圳做什么，现在是1988年，他当然应该知道深圳在做什么，虽然他的同事里不乏对那边嗤之以鼻的人，但是每当邹海听着他们的高谈阔论，淳朴地笑着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就会响起迟灼冷冷淡淡的声音：“我要去深圳了。”
有时候，还会跟上一句：“你要来吗？”
他知道自己不要脸，脑补着，脑补着，自己都快信了迟灼真的说过这样的话，真的邀请过他，等一切尘埃落定，就再见面。
但是，噼哩哐啷，锅碗瓢盆，月光照入，现实归位，他的生活还是那个没有迟灼的存在。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柏锦回国了。
她出现在邹海面前的时候，穿着一身吊带衫，对于柏锦出场的这个场景，王导草书般的注解是这样的——“吊带衫，我不管什么颜色，别的穿了什么！总之，一定要吊带衫！”
当然是吊带衫，同志们，一场关于改革开放的电梯里，怎么能没有吊带衫，吊带衫就是冲突的根源。
如果柏锦穿的不是吊带衫，这就像一部爵士时代的电影里没有波波头一样。
柏锦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她到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大她一轮，可能不止，的华裔投资人，投资人一直对祖国母亲怀念不已，于是回国来献一份力。
当柏锦穿着那身吊带衫，光鲜亮丽地从天而降的时候。
golddigger。
邹海听见迟灼冷漠不屑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
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和柏锦谈了几次，压了几次马路，柏锦问他要不要在一起，邹海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柏锦讲了她的经历，邹海认真听了，却忍不住去想迟灼是不是也是这样，举目无亲，不择手段往上爬。
再然后，柏锦跟着投资人回了美国。
邹海决定辞职去深圳，这一年，1989年。
而他们再重逢的时候，已经是世纪末了。
沈兴波关上浴室门，又重新打开，这一次打开的是会议室的门。
邹海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无线电，他学的很快，很好，看完了所有推荐的不推荐的书，抓住了每一个实践的机会，他在工厂的时候，坦白说，有些苦闷，他觉得自己学会的东西不能用，无法施展所长的痛苦，对自己过去所学知识能不能用上的怀疑，重重叠叠地加在了他身上。他自己始终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不要老是觉得自己被埋没了，这太可笑了，远比他优秀的人也在安心地做着这份光荣的工作。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迟灼的嗤笑就会告诉他，他在自欺欺人，他明明不能更苦闷，更愤懑。
是迟灼把他的心养野了。
到了深圳之后，他先是做了一些别的工作，在码头装箱什么的，在工厂刷瓶子什么的，不过这段时间并不长，他需要了解深圳，他是说，他来之前就对深圳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他知道自己是来做什么的，但这还不够，他需要具体地感受它，然后他找到了几个同伴，开始做彩电。十年时间，足够他拼杀而出了。
这次是他们要和一家销售“平台”谈合作，这家平台的创始人据说是在“投机倒把”罪还存在的时候就开始干这行了，在这段商人都充满了匪气的时段里，这样的有胆识之士往往更能得到大家伙的信赖，因此再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做大了
邹海带着一贯的笑容走进会议室，他农村出身，看着就淳朴可靠，他乐呵呵的脸更加放大了这一点，所以他和谁谈都带着笑容，和气生财嘛。
然而，等他推开门，手僵在了门把上，笑容也僵在了脸上，会议室的另一端分明坐着一个他再熟悉不过，又再陌生不过的人。
“迟先生。”他顿了下，觉得这个称呼在此刻有些讽刺。
“迟灼先生。”他又喊了一声。
迟灼从会议桌的另一边抬起头，神色冷漠，面容俊美一如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