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是检察系统亦或是法院系统，乃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监察委员会，都是联盟的内部机构，从某种意义说，这些机构的存在，都是为了保证联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联盟社会秩序的。
联盟的部门与部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对立关系的，充其量是职权上的制约关系，而不可能出现你来我往的对立乃至敌对关系，敌对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专属于人的，一个部门则没有情绪可言。
在正常的机构体系内，这些部门都应该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就像萨福诺夫他们所提出的“法制”理论，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罢，都没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他们的调查权、逮捕权，都应该受到约束，而给与他们约束的部门，就是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
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掌握着司法权，他们有权判定某人的罪行是否成立，给其什么样的判罚，但是却没有权力去执行调查和逮捕等行为。
因此，从程序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分权，是一种制约的机制，它能保证司法不受，至少是少受认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联盟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只有这种司法体系建立健全了，人们才能有安全感，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不出现某种基于人为而造成的政治性灾难，就像战争那几年所出现的混乱一样。
从根本上说，尽管内战在二十年代初就结束了，但联盟在对德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十几年时间里，其实一直都没有稳定过，尤其是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动荡的环境下，各种思想激烈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惨烈政治斗争的出现。
按照维克托前世那些流行的说法，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同志为了铲除异己、肃清反对派而搞出来的政治迫害运动，曾几何时，维克托也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重生之后，尤其是在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实际掌控者之后，他能接触到联盟几乎所有的封存档案，因此，也对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从联盟现在的档案材料看，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从列宁时期便已经存在了。在1918年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刚刚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就险些分崩离析，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同志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报告，遭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激烈反对，最终的票选情况，是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按照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的原则，列宁同志的报告只能算是勉强获得通过。
随后的几次代表大会，这种与反对派的斗争也从没停止过，包括与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人的斗争，包括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列宁同志在世时期发生的。
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联共（布）召开十五大之前，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举行了个全党公投，在斯大林同志确定的纲领与托洛茨基制订的纲领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全联盟范围内的支持斯大林同志，并参与投票的党员有七十二万五千余票，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则只有六千余票。
所以，联共第十五大，其实就是斯大林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树立起个人权威的时候，因为正是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等人在内的九十八人，几乎囊括了从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直到当时的所有反对派，统统被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
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包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大部分在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的人，在后续的几年中，不仅仍旧身居高位，而且还陆续被重新接受入党，又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试想，如果斯大林同志真的是单纯为了排除异己，清除掉反对派，当时为什么还要给这些人一个重新回来的机会？
欲擒故纵吗？
请相信一个现实，在政治斗争中，没有谁会用欲擒故纵这一手计谋的，因为这是个只讲究夜长梦多的地方。
在后世，朝斯大林同志身上泼脏水的人很多，而在这其中表现最抢眼的，显然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了，可即便是这位脾气暴躁的“斯黑”，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这个人在暴怒的时候可能造成很大伤害，但当你证明自己确实正确，又向他提供了合理的事实时，他会明白，这个人是在坚持有益的事业，并予以支持……是的，当你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如果他又相信你是正确的，他就会放弃原先的观点，接受对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