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它不是一种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用于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从联盟的目前阶段来说，制订政策的依据就是要针对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相应的政策制订时，就要以解决或是缓解此类矛盾为主。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掌握住了主要矛盾，然后再针对主要矛盾制定政策，相对来说总是容易一些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权者能不能准确把握住这个主要矛盾，如果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准确，那么后续的政策制定，自然也就成了无根之萍，根本毫无正确性可言了。
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其根本其实就是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日丹诺夫同志在过去几年里，长时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他是能够切身感受到消费品匮乏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冲击的，因此，他非常清楚，如果不解决消费品匮乏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地位也是不会稳固的。
而斯大林同志毕竟没有设身处地的在列宁格勒工作过，他不知道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经历了些什么，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都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报告。而在这些报告中，有两个方面内容是不会缺少的：第一，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的凶猛，第二，苏联人民反法西斯，保卫国家的热情多么高涨。
由这两项内容很自然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外部势力灭亡苏联，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野心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因此，联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随时应对来自国外的武装干涉或是入侵。与此同时，苏联人民是热情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在这种热情之下，他们可以暂时将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放在一边，因此，消费品短缺的矛盾就是次要的。
至于马林科夫同志，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负责军工工作，不管是负责飞机的生产制造，还是负责别的武器的制造，他都深刻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场战争对军事工业能力的考验有多么残酷，同时，他还意识到，现代战争对军事工业生产的依赖性有多么高。所以，他在联盟主要经济工作的思考方面，就认为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必须被摆放到一个绝对领先的地位上。
没错，这就是一个现实，任何人的政治理念都不是凭空得来的，其成型必然与当事人的人生经历亦或是从政经历有关，但不管其理念到底对不对，其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了将这个国家建设好，而不是相反。
而就维克托本身来说，他之所以会在心里反对斯大林同志的主张，也不是因为他个人具备什么特殊的能力，这只是单纯因为他是重生者，他知道苏联和美国不会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真正爆发战争，也知道消费品匮乏的问题，将会在联盟内部演化的多么严重，但如果让他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斯大林同志的立场，他还真是没有那份勇气。
当然，这里涉及到的还不仅仅是一个勇气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他的立场不可能得到什么人的认同。因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同志的立场才是最贴合实际的。
不要认为斯大林同志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是单纯以他的威信压服了不同意见，实际上，在有关着重发展重工业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得到了大部分与会代表认同的，因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尤其是来自美国舆论界的威胁。
在如今的美国，核武器在日本所显现出来的威力，给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媒体过多的自信，不管在什么问题上，哪怕只是一些很小的地区冲突，美国的报纸上都会叫嚣着向对方投掷一枚核弹，让对方尝尝核武器的厉害，这种裸的核讹诈，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极大的威胁，有资格参加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又怎么可能毫无所觉？
因此，认为解决外部威胁应该置于联盟工作最优先地位的人，并不仅仅是斯大林同志一个人，他的意见其实是符合大多数人意见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提议才会顺利的在工作会议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再有，在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规划中，也有与维克托意见相吻合的地方，比如说对交通运输业给与更多重视的问题上。之前，维克托就认为在战后重建工作中，交通运输业应该摆放在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上，但沃兹涅先斯基同志显然不认同他的观点。而现在呢，在新的五年计划规划中，交通运输业被提到了一个足够重要的位置上，这也代表了维克托在某种程度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