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而来的重生者，维克托即便是再孤陋寡闻，也不可能不知道“冷战”，不知道“铁幕”这些词汇，毕竟在他前世的那个时代里，美国人已经将“冷战思维”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他们通过冷战搞垮了苏联，却又在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时，将同样的理念对准了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尤其是在经过了二战后几十年的膨胀期之后，已经整个变的堕落了，他们诚然没有了“力争天下先”的勇气和信念，反而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恶霸，他们在向前发展的道路上，只信奉一个概念：我可以不发展，但谁要比我发展的快，发展的好，我就要把谁干下去——标准的螃蟹效应，用一句有些恶俗的话来形容，就是美国已经成为了挡在人类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当然，现在的美国还没有那么堕落，与联盟的状况差不多，其整体国家氛围还是积极向上的，争霸归争霸，对立归对立，站在一个较为公允的角度上看，美国国内的精英阶层也好，普罗大众也罢，都还处在一个颇具活力的状态下，这也是美国能够在战后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至于冷战的思维，就起根本来说，其实是一种外交理念，是一种国家外向战略，其出发点，一方面来自于美国在战后膨胀起来的野心，一方面则来自于联盟施加给华盛顿的巨大压力。
前世的时候，维克托所接触到的历史描述，一概都宣称“冷战”这一概念，是由丘吉尔最先提出的，他的《和平砥柱》演说里，提到的那道铁幕，就是吹响冷战序幕的号角。但从对外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上看，前世的历史描述显然是极其表面化的，它未曾接触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那就是丘吉尔的这篇演说，实际上是在杜鲁门的授意之下做出的，换句话说，是作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通过丘吉尔的这篇演说，向全美大众表述出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要带领美国与正在飞速膨胀中的苏联相对抗，并由此夺得新的世界霸权。
根据纽约情报站提供的情报显示，在丘吉尔由英国抵达美国之后，其便与杜鲁门总统展开过一次密会，其间，双方进行了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闭门磋商，他们具体谈了什么，情报站未能获得更进一步的消息，但此后不久，这片演说便发布了。
在随后这段时间里，美国各界对于演说的看法并未能达成一致，尤其是共和党方面，普遍认为丘吉尔在危言耸听，并试图借助美国之手，保障其在欧洲的权益和地位，换句话说，英国人是在试图拿美国人当枪使，其所发表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中，包藏着祸心。
而在民主党内部，即便是反对孤立主义的议员们，也并不完全认同丘吉尔的这篇演说，他们认为美国战后一段时期内的核心利益，应该在沙特阿拉伯和东亚、东南亚，至于欧洲呵呵，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这是戴高乐所说的，因此，为了避免遭遇一战后的那种尴尬，美国应该与苏联人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在欧洲的矛盾冲突，至于更多的问题，则应该交给英法自己去解决——这种观点的意见，其实就是建议将欧洲丢给苏联和英法去争抢，美国甚至可以通过出卖欧洲的利益，来换取苏联在沙特以及东亚、东南亚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
杜鲁门不是傻的，他很清楚自己一旦亲口提出与苏联展开对抗这种立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作为美国总统，如果这篇演讲所渗透出来的观念，由他亲口说出来，那就毫无退路可言了，要嘛，他推动相关的政策获得通过，并在其在任期间推行下去，要嘛，他就等着被弹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而被罢免的总统。
《和平砥柱》这一篇演讲所涉及的内容，必然会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巨大的风波，苏联人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谁都难以估量，所以，别说是杜鲁门，即便是丘吉尔，如果他还在英国首相任上，这样的演讲他也不敢亲口说出来，因为作为首相，他必须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而现在，丘吉尔已经不是英国首相了，他嘴巴长在他的鼻子下面，想说什么都可以，他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并且不用为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负责。
所以，丘吉尔先生所发表的这一篇演讲，其实就是给杜鲁门先生探路的，藏在背后的现任美国总统，需要通过这次的演讲，来查看美国公众，尤其是政界对这篇演讲的态度，如果风向对他有利，那么不用问，他会立刻开始推动与苏联全面对抗的各项策略，如果风向对其不利，那他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丘吉尔的演说与他有什么关系？一个卸任的英国首相，难道还能决定美国总统的立场吗？
所以，这就是《和平砥柱》演说幕后的故事，维克托更倾向于相信这个版本，而若是这个版本是真实的，就说明杜鲁门及其幕僚们，已经在对待联盟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只是他们自己现在都缺乏底气，既担心得不到美国国内的认可，又担心在联盟对抗的过程中，占据不了优势。因此，他们没有冒失的做出决策，而是使了一个计谋，希望通过丘吉尔的这一番演说，在美国国内引发讨论，然后通过舆论反推他们自己，最终引出他们已经规划好的决策。
站在办公桌后，维克托将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在脑子里将其中的可能性设想了一遍，正想坐下起草一份报告，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斯大林同志的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