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他去外交部参加了一个会议，有关英国问题的一个会议。
加尔各答所爆发的宗教冲突，震惊了全世界，一直都在关注着印度的莫斯科，自然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作为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同志，约见了英国驻苏联的临时代办弗兰克·罗伯茨，向其表达了联盟对印度问题的深切关注。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联盟向英国方面所表达出来的态度，是“深切关注”，而不是严正指责，要知道，在加尔各答宗教冲突发生之后，华盛顿的态度就是严正指责，杜鲁门先生的发言人对媒体的表态，是美国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体系已经到了破产的时候，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伦敦应该选择一种体面的方式离开印度。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加尔各答宗教冲突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华盛顿邮报》上刊载的那些图片，不管是密布街道的死尸，还是布满屋脊的秃鹫，都令人看过之后毛骨悚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样的惨案都是耸人听闻的，是现代社会道德所难以接受的。
整个冲突的起因，就是真纳提出的“印巴分治”构想，他从穆斯林教徒的角度出发，认为独立后的印度不能是一个整体，而应该分为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为此，他所率领的穆盟，拒绝了国会中授予穆斯林的五个席位，坚决要求巴基斯坦自治。
穆盟的立场，被国大党批评为“对印度的背叛”，于是，双方的冲突由此而起。
当然，在冲突最初爆发的时候，其烈度并没有这么大，其烈性化的最直接原因，在于英国驻印度总督魏菲尔，他先是对印巴分治的构想表示赞同，随后，又在与国大党方面会谈的时候，支持国大党单方面组织临时政府。除此之外，在宗教冲突爆发之后，他还一方面安排人挑唆双方扩大争斗，一方面安排军警对双方进行镇压。在那横尸街头的五千人中，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军警射杀的。
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魏菲尔元帅，他在印度做了四年的总督，自认为对这个国家非常的了解，且有能力打破这里的政治僵局，将这片富饶的大陆继续留在英国的殖民版图内。但事实证明，他对这个国家一点都不了解，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不仅未能将印度留在英国的殖民版图内，反倒加快了它的脱离。
一场加尔各答宗教冲突，将英国的殖民政策变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全世界都充斥着对伦敦的批评，其连带的效应，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都开始变的动荡起来，这其中就包括了北非的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寻求独立的游行示威，就在加尔各答宗教冲突后的第三天爆发了，如果说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现在英国人所面临的麻烦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焦躁也是可以预见到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向英国人做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示好，一个不痛不痒的“深切关注”，足以让伦敦意识到联盟在外交立场上的转变了。
事实也恰恰如此，就在莫洛托夫同志与弗兰克·罗伯茨的会面结束之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人员，便监听到了弗兰克·罗伯茨向伦敦方面所发送的电报，他在这份电报里详细阐述了此次莫洛托夫同志代表联盟所做的表态，同时，向伦敦提出了一项建议：他认为苏联对英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尽管他不认为这个奉行的国家联盟，可以成为大英帝国值得信赖的朋友，但直接将缺乏友谊的关系，简单界定为敌对，显然也是错误的，因此，他建议伦敦应该修改对苏政策，尽最大可能与莫斯科保持一种不基于互信，而是基于利益的务实型外交关系。
弗兰克·罗伯茨的这份电报，对于莫斯科进一步确立对英关系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一份电报做基础，联盟就能在后续的工作中，进一步表明修改对英政策的立场。
对于维克托来说，他对这份电报的出现也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有了这份电报的存在，就说明他此前所提出的建议，现在已经具备了切实的可行性，如果联盟与英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能够多一些有利于彼此的互动，那么他在此前所提出的那三点建议，就有望能够获得通过了。
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对维克托自身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如果他的建议能够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通过，那就说明其在联盟的外交事务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言权。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切实的参与到联盟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去了，换句话说，他所提出的外交建议，已经有资格获得中央委员会的认可了。如此一来，在下次再涉及到外交问题的时候，他所提出的观点，别人就不会全不当回事了。
年轻的干部是如何锻炼出来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受到领导重视的？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