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繁华热闹程度可想而知“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难怪曾经逛过马行街夜市的诗人对这里十分怀念。
汴梁夜市的酒楼茶肆更是一大特色，每到夜晚饭店酒楼灯火通明，通宵达旦，热闹异常。
汴梁城有72家大酒楼，这些酒楼大都以妓女的美色来提高营业额；无不有让妓女陪客侑酒的现象。
尤其到了夜间更是灯红酒绿，生意兴旺。《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凡京师酒楼……南北庭院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盛饰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叫，望之宛如仙人。”
为了加强夜市的治安管理，官府派出了大量的治安巡警。尤其是御街上更是巡警林立。
史料记载，当时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便设一个军巡铺，铺中的治安巡警，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保卫商宅和店铺，防盗，防抢，防止意外事故。
汴梁的军巡铺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巡警，同时，汴梁的消防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当时京城“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每遇有火警之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及时扑灭，不劳百姓。”
这些十分有效的治安消防管理措施，给夜市带来了良好的秩序及安定的环境，使夜市繁荣兴盛成为可能。
除了夜市，还有早市。汴梁的早市从每日五更开始。此外，还有定期集市、季节性集市和同行业集市，以及京郊的瓦市、草市。
坊市合一的城市商业布局，夜市、瓦市和定期市场贸易的快速形成，成为了汴梁商品经济突破性发展的显著特点。
汴梁的早市、夜市以饮食业最为繁盛，不仅有各种地方性的饮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各种分门别类的饮食店。
饭店酒楼星罗棋布，小吃摊比比皆是；汴梁城中最大的“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在宣和年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明开数日，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金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每天在里面喝酒吃饭的常有上千人。
水陆交通的便利为繁荣京城商业市场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汴梁利用这一优势不仅快速发展内城商品经济，而且大力发展外城和汴河两岸的商业市场，打造“货畅其流”的京城商业圈。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清明时节北宋东京汴梁及汴河两岸商业市场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以及城郊优美的自然风光。
京城商业圈的崛起大大促进了东京汴梁的整个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东京梦华录·序》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无疑是对当时东京汴梁商业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和真实写照。
刘敏观看着大相国寺白昼商品的繁茂，嘘出一阵：百闻不如一见，一见胜过百闻的感叹；而僧尼的自食其力，使刘敏对华夏国儒释道的和睦相处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宋朝的僧尼不光自食其力，而且十分频繁地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
刘敏记得华夏历史上的禁佛运动，好像都是僧人好吃懒做，不劳而食所引起。
历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后周周世宗柴荣禁佛。
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四次“灭佛”。
对于“三武一宗”四次“灭佛”，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佛道之争。这种说法眼界太小，在几次禁佛事件中确实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争执；他们在帝王面前争风吃醋，斤斤计较于一些现实利益。
但是，用此种理论来解释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远离尘世，归于平淡。为了在世俗社会的地位争来争去，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
因此，参与佛道之争的人，显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
所以，如果佛道之争是导致禁佛的原因，那么这些假佛、假道也确实该禁。
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时候就发现寺庙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