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之间比较大的战争少说已经发生过十数次，双方各有胜败；大体来说，宋朝的北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
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一举吞掉敌手。
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本上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实际。
那么，为什么刘彻时代的西汉能够击溃匈奴，李世民时代的大唐能够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国力最盛的时候也无法从辽国手里拿回燕云之地？
进而言之，为什么宋王朝在与辽国、西夏、金国等草原铁骑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汉唐雄风呢？
不少人将这一窘境归咎于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国精神，其实是大错而特错矣！
宋朝的所谓“抑武”只不过表现为对武官坐大、预政的制度性防范；对于国防与武备，可是从来都没有丝毫的放松。
宋政府不但设有当时最先进的兵工厂，还将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养兵；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强于汉朝和唐朝的，尤其是弓弩火器的装备部队后犹如猛虎添翼；问题是同时代的辽国、西夏、女真也是在不断汉化的发展中强大起来的。
试想一下，在11至13世纪极为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备与国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骑兵碾灭了。
但宋人确实在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这里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从立国那一天起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首先，由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丧失了长城防线：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
长城尽管谈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险线，但显然是一道有效的防御线；有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轻易地跃马南下；失去这道屏障，便可一马平川南下牧马。
宋人对长城的功效，也是比较怀念的，宋代黄中辅的《念奴娇·炎精中否》如此说：
炎精中否？叹人材委靡，都无英物。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草庐三顾，岂无高卧贤杰？
天意眷我中兴，吾皇神武，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虏何劳灰灭？翠羽南巡，叩阍无路，徒有冲冠发。孤忠耿耿，剑铓冷浸秋月。
翻译成白话文即为：宋朝的国势还是如日中天吗？可叹人材平庸，不见杰出的英雄。金兵长驱直入三困汴京，谁是保国的壁垒长城？天翻地复，二帝被虏，深仇大恨何时雪清。君王求贤三顾茅庐，民间自有隐居的豪英。上天希骥大宋中兴，新皇神武英明，如周武王姬发一样贤明。海内边陲愿为朝廷效力，狂妄的金人很快就要灰飞烟灭无踪。高宗南渡驾兴临安，使人无处拜谒宫廷。空怀愤慨激昂，一腔孤忠，相伴只有秋月下闪着冷光的剑锋。
黄中辅（1110—1187）字槐卿，晚号细高居士。是抗金名将宗泽的外甥。义乌县城东隅金山岭顶人。祖父景圭，金吾卫上将军，居浦阳（今浦江）。父琳，迁居义乌。黄中辅赤诚爱国，忠奸分明，祟尚气节，不为苟合。
冷兵器时代，自马镫发明之后（汉代时马镫的应用尚未普及，骑兵的威力未能发挥到最大化），战马就是最强悍的装备，骑兵就是最厉害的部队。
宋人已认识到：“马者，兵之大也，边庭之所以常取胜中国者也”。
然而，“中国之兵，步多骑少，骑兵利平，步兵利险。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与天尽，不见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虽步卒百万，讵能抗戎马之出入乎？”
细看《清明上河图》会发现画家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这正是宋朝缺乏马匹的写照。
之所以缺马，是因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养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马的供应量严重减少。
宋人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
如果说，长城防线的丧失导致宋人的防御力大打折扣，那么良马的匮乏则使宋朝部队的攻击力受到限制，难以跟草原铁骑一争兵锋。
相比之下，辽国、西夏都是马资源充沛的地方，战马唾手可得。
按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每一名士兵配备三匹马；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纪之后的辽国跟汉武帝时代的匈奴、李世民时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语。
匈奴与突厥都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文明形态，而辽国已经从中原王朝学习到构建国家的组织能力。
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前，契丹各部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各部落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平时各自为战，耶律阿保机仿效中原王朝的组织方式，将它们结成一个紧密的国家共同体，设立南北枢密院控制全国武装，并创设直隶于契丹皇帝的常备军——宫帐军。
不管从国家的组织能力、财税汲取能力，还是从战时动员能力来说，大辽帝国都非以前的匈奴与突厥部落所能比拟，即使汉武帝与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够征服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