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寓在明朝初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不敢想象的,但明朝中后期就很正常了;什么“冒籍”考试等等的情况也在当时不算鲜见了。
所以明太祖那种理想很美好,后期很糟心的户籍管理制度也随着明朝风雨百年而夭折。
北宋当然也有路引,但官员的身份证是鱼袋;鱼袋一般悬挂腰际。
宋朝皇帝赐给官员紫金鱼袋,所谓“紫金鱼袋”其实是两个东西;应拆分成“紫”和“金鱼袋”。
紫是指官员官服的颜色,金鱼袋就是一个点缀了金色鱼形的袋子……
唐朝时金鱼袋是指装鱼符用的金色的袋子,这些都是代表官员身份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明。
古代等级制度很森严,什么人穿什么衣服;佩戴什么饰物各朝各代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制是不能逾制的,否则后果严重!
金鱼袋这个东西最早是从唐朝开始流行的,朝廷给五品以上官员赐发金鱼袋或银鱼袋,用以装鱼符。
鱼符在唐朝很重要,就像一个带防伪功能的信物可以证明官员的身份,官员要是进宫或外出办差的话就需要查验这个东西来证明身份。
宋朝就不用鱼符了,而是直接在鱼袋上缀上鱼形;金色的就是金鱼袋,银色的就是银鱼袋。
宋朝对官员的服色及配饰也有严格的要求,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官服配金鱼袋,五品以上官员穿大红色配银鱼袋,以下的就是绿色,没得鱼袋。
当然也有特例,因为这东西既是官员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有的官员品级低但职位高,或者低品级官员立了大功;皇帝也赏赐他们金鱼袋或银鱼袋以示恩赏。
紫金鱼袋是官员身份和荣誉的象征,平民百姓的身份证明便就各不相同;但使用凭照、路引却有一定的共同性。
北宋是个开放性社会,对百姓户籍管理不像朱元璋那样严苛;但也有一套制度。
北宋对户籍进行了等级分类——上等户即为官户、地主,以及一部分交税交得特别多的杰出贡献户。
衙门里高喊威武的那些家伙,以及大保长为中心的团练活动;这些日常事情都是由上等户男丁来充任的,这群人是社会中坚是不能动的;他们自己也不乐意挪窝。
下等户,主要就是佃客和浮客——浮客可以自主离开当地去别处打工,大宋执行这条政策原因是纵容土地兼并;土地兼并了自然要允许浮客挪窝,不然社会会倒退回奴隶制时代。
北宋朝廷规定:客非当时徙者,主家不得阻拦。这话的意思是:正当农忙时令时一切农业人口皆不许乱跑。非农忙时浮客要迁徙地主不得留难,如果留难了的话这些人就成为事实上的部曲奴隶了。
具体放行的方式刑条上写明了的:主家须出具“凭留”,这个凭留显然是个描述词,并非官样定义。
具体这东西按大宋语法该叫个啥,似乎应该是“凭照”,就是放行的签字条。
然后这个条子要去里正和县衙备份盖章,这便是农业浮客迁徙时必备的路条。
农业浮客在北宋人口占比极大,30-40的样子;这帮人的安置管理成功与不成功是宋朝兴衰的关键。
除了帮忙种田打谷的农业浮客问题——这类种田的时令型帮佣浪人,搁在民国就叫麦客了;另外还有商户、手工业者、机户、匠户等、以及来到大城市打零工的浮客。
城镇坐商大多数是在籍的手工业者,是不许流动的。
瓦子小姐、茶行掌柜、机户、匠户这些都是一年几次要交税,还要服至少两次徭役的技术工人;是随时都能找到人的。
譬如匠作坊,在徽宗时代绝大多数是军队在干活;史载常有七千将作军。但仍有时候会干不过来,这就要征发劳役。
这徭役是庶民应尽的义务不可逃避,只有读书人和贵族可以免役。
北宋的行商又是怎么流动的呢?法律规定:野生商人到埠,首先必须自觉去相关行会那里报明一切相关资料、上交规费。不报犯法。
报完了行会,还得在行会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去官府报备——事实上是把农村保长制度,搬到城里适用于流动性的行商行业。
所有郭户、商户、店家,所有城市常驻户口,门口皆要自觉悬挂户牌,牌子上写明全家男女的年甲、胖瘦、有痣无痣、单双眼皮这一类的醒目特征。
倘有亲友来投随时添上,有人离开,要注明;发现隐匿不报的付有司依式论罪。
官差随时抄录以上自助式户牌信息。遇到流民,随时问讯家人口数及状态讯息,发给与户牌同款的浮客牌、工人牌——类视后世的暂住证,暂住满一年的转为当地正式的下等杂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