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英几个人带进来的将军名叫甄熠，是河北前线遂城的主将位居振威校尉。
甄熠赶回京城报信一路上更换了好几匹战马，遭遇辽军的好多次阻击堵截；身上几处中箭，但他顽强地坚持回到京城。
听说皇上在垂拱殿升朝议，手持边关塘报牌直接来到殿前。
守护垂拱殿的卫士望见甄熠手中的塘报牌不敢阻拦，慌忙向里面通报；但甄熠已经昏昏晕晕栽倒在大殿门前。
王继英几人走出垂拱殿，看见甄熠满身血污横躺地上，慌忙连扶带驾将他弄进大殿里面来。
真宗皇上和满朝的文武大臣见王继英几人搀扶进来一个满身血污的人，全都噤若寒蝉；脖子伸长得仿佛鸭子向前观看。
王继英几人搀扶着甄熠来到皇上打坐的丹樨跟前，身中箭伤的甄熠浑浑噩噩说不出话来。
刘敏蹲在甄熠跟前掐了掐他的人中穴，翻看了他的眼球；忙对一旁的呼延瑾儿喊了一声“呼延小妹火速去找红云，让她将敏子配制的刀枪药和针剂拿过来救命！”
红云、绿杏、蓝梅、白雪四人很快随呼延瑾儿赶了过来，刘敏从蓝梅背的“红十字”药匣子里面拿出一针针剂，这是刘敏通过量子技术从后世传过来的强心针，给甄熠注射之后甄熠很快睁开眼睛。
刘敏让红云当场拨开甄熠被鲜血污染了的衣裳，给他身上几处被箭簇射伤已经溃烂的地方上了药膏；甄熠能坐在丹樨之上给皇上禀报军情了。
宋真宗见刘敏当场施救让濒临死亡的甄熠清醒过来，心中十分激动；站在甄熠身边和颜悦色道“将军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甄熠见皇上站在自己身边问话，挣扎着要伏地叩头；宋真宗对王继英道“王大人你扶着甄将军，免除一切礼节礼仪让他躺在地上说话！”
甄熠泪流满面道“圣上英明，辽军发20万大军南下；末将固守的遂城已经被困多日，派了好几波子快马给京城传递报警塘报；但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无可奈何末将只好亲自赶回京城报信，但一路上遭遇几波子辽军拦截差点送了性命！”
宋真宗大惊失色，伸长脖子咽下一口唾沫道“甄将军说你赶回京城一路上遭遇好几波子辽军阻截，没来由辽军已经潜伏到汴京城下？”
“辽军潜伏汴京城下末将没有发现，但黄河北岸的封丘、酸枣、阳武都有辽军活动！”
甄熠话一说完，便见王钦若从班部丛中抢出来；双手握着笏板向真宗皇上躬身一礼道“启奏圣上，甄将军刚才说的遂城方面已经派好几波子快马向京城传送军情塘报，可是皇上竟然一点都不知道；一定是寇老西扣押下来，寇老西有欺君之罪应该马上拿下！”王钦若一下子把矛头指向寇准。
这时候的寇准和毕士安是执宰丞相，而寇准在枢密院干过；无能的王继英挂着枢密使的头衔却难能胜任，因此枢密院的事一直由寇准打理。
王钦若这么一说，等于是挑起旷日持久的南党、北党之争。
南北指的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俗称北党；长江以南的便是南党。
南北两党是大宋朝廷两股各有特长的政治势力，两股政治势力的争斗恐怕从唐朝已经开始。
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同时给南北的对比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使当时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由西北移向中原，再由中原移向南方，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
五代以前由于南方较为落后，所以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开始更多地影响北方。
这一进步，意味着北方地主阶级集团传统的优势地位；首先是政治优势地位的丧失。
因此，这一进步绝不可能被北方地主阶级集团所轻易接受。
唐宋之际大多数北方人士对这一进步，特别是对南方政治势力的崛起采取了一致的敌对态度。
北方人士如此，南方人士也不会自甘菲薄；双方从各个角度、利用各种手段展开攻击，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阵线之清晰，前所未有。
唐宋之际持续三百年之久的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首先说唐代后期永贞革新运动是南方人争取全国政治地位的初次尝试，因为革新派的主要人物的二王（王叔文、王伾）是南方人。
以后又是真宗朝以寇准为首的北党和以王钦若为首的南党的博弈，接下来才是神宗朝王安石变法中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尖锐对立。
王安石变法中的改革派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中坚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
大宋的开国皇上是北方人，他从一开始就轻视南方人；曰“不用南人为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
宋真宗登基后欲让临江军人王钦若为相，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理由大加阻挠。
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发牢骚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以识人善任著称，尚需找些公议一类的理由搪塞；不敢过分露骨。
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
抚州人晏殊，七岁以神童其荐。真宗召其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晏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真宗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寇准不高兴，曰“殊江外人！”宋真宗反驳说“张九龄非江外人耶？”
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结果北人蔡齐夺魁。寇准出院，居然对同僚夸耀“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这种状况，使得在朝南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始终有一种“弱羽惊弦势未安”的惆怅。
但是，南方政治势力的发展，并非统治者个人意愿所能阻止。
自真宗破例以王钦若为相，其后居相位者五十四人，而南人有二十九，超过了半数，与唐代仅占十分之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