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皇城大道宽阔而又笔直地通向远方，大道两旁则是清一色格局相似的二层高楼。
高楼里，茶馆、酒肆、客栈、饭庄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果然是一处极为繁华的所在。
萧文明刚要赞叹几句，却听温伯明叹息道：“家父所言，果然不差。”
萧文明听了一愣：“温先生此话怎讲”
温伯明朗朗介绍起来。
原来大气王朝在草创之时，太祖皇帝将京城洛阳定为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洛阳城内，除了皇城之外，都是各部衙门以及驻扎了禁军的军营，除此之外就是供文武百官居住的官邸住所——就是这皇城大道两旁，原先也都是各部办事的衙门。
但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京城洛阳里的高官也都是要吃饭穿衣——按照后世的说法，叫做仁人都有消费的需求，并且这些人都是实打实的有钱人，消费能力极强。
因此不到百年，太祖皇帝精心设计的洛阳城的格局，就几乎被经济规律彻底打破了，皇城内除了皇帝的宫城照旧不变之外，各部衙门办事的机构是越来越小，除了刑部需要审案及关押犯人之外，其余各衙门都只剩下了巴掌大的一块门面，仅有些象征意义而已了。
要找各部的官员办事，往往得到他们私家的府邸同他们说话，至于原先驻扎在城里的禁军，除了皇帝直接指挥的御林军之外，军营全都挪到了城外。
至于空出来的地皮和房屋，要么出租，要么出售，要么直接由在任的官员私吞，都被卖作民居或者商铺了。
这些出售或者出租赚来的钱，官员良心好一点的，便用来补贴衙门的共用或者是官吏的薪水，要是没良心的，就全都中饱私囊了。
这些情况，温伯明说起来是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可萧文明看来却是稀松平常。
别说是古代了，就是在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的现代，商铺的租金收入都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谁不想搞间商铺，每天坐着收钱，看那些牛气哄哄的老板给你打工
不过洛阳城这些商铺所在的位置，估计租金也便宜不了，既然花了那么大的租金还能经营下去，说明洛阳城里还是有生意可做的。
并且看两边的商铺，无不人头攒动、摸肩接踵，可见百姓身边还是有几两银子可供消费的。
于是萧文明有道：“看这个样子，京城百姓还是有些余钱的，国家财政虽然紧张，要是能够藏富于民，也算是一桩功德了。”
温伯明却又摇摇头：“藏富于民，这个提法固然是冠冕堂皇，可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萧兄不是那些只会在庙堂之上高谈阔论的庸官，现如今民间是个怎样的情况你不会不知道：可谓是富者连田千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所谓的‘藏富于民’，不过是藏富于这些土豪劣绅罢了。萧兄请看，在这些茶楼酒肆中吃喝玩乐的，不是富商就是官员，哪有一个普通的贫苦百姓京城里之所以看上去还是一片太平盛世，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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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洛阳城关防得紧，把流民、乞丐全都阻隔在外而已！”
温伯明难得打开了话匣子，一边走一边分析这其中的原因。
国家财政之所以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方戎羌的压力，每年军费就要占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其余的都要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行。
而当今皇上是个自费十分勤俭的皇帝，平时生活并不奢侈，所以才能勉强保持大齐朝廷赋税的平稳，并没有增加赋税，更没有到横亘暴敛的程度。
然而即便是税率不变，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严重，赋税越来越集中到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小老百姓头上。
按照《大齐律例》，朝廷征收的田税一般是十税一，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再加上各地的摊派，一个自耕农的田税普遍要加到是十税四左右。
而如果他的田产是从地主那里借来的，那就还得缴纳佃租，恐怕自己收获一百斤的粮食，八十斤要交出去，只能留下二十斤而已……
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苦了，尤其是农民的日子就更苦了，如果再这样继续加税的话，十有**会激起民变。
到时候，就不是白炎教起事那么简单的了，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收拾得了的。
就比如，山东地区除了平常的田税之外，再加上了一个负担颇有些分量的马政，就已闹得天怒人怨，黑旗军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除了田税之外就是商业税。
商业税的征收朝廷十分宽松，对于那些商贾，除了出入某些关卡，必须要交的关税之外，基本上是免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