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妈妈的日记：
那年，我17岁。
我是1968年高中毕业的学生。
我们和66、67年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
因为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造成了当时整整三界中学生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只有极少的同学参军当了兵。
我因为父亲的离奇失踪，被妈妈严令不允许参军，由此也便断掉了我国防绿的梦想。
下乡，恐怕是我们这老三届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去向。
我也应该感谢下乡，否则到哪里去认识石头他爸呢。
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大多数在1947年前后生，1963年进高中，196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已读完高中三年，面临高考，大学成梦，加上****停课两年半多，高中阶段共在校五年多。算得上是老三届里年纪最大，读书最多的一届。
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一代”感受深刻，亲切和留恋，不奇怪。但50年代出生的人可以说是“特殊的一代”，他们的精神结构是经“特殊材料”制成，并经惨烈拆解、震荡、蚀销、改换，总体可称为“理想主义”一代人，其中少部分文化者现今成为“残余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连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座桥梁，是新旧两种观念激烈展示的桥头堡，多数人付出了为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沉重代价。
如果说，在中国，五十年代的人，是特种材料打造的，绝对没有人会反对，因为五十年代的人，是绝对追求风险的一代人，而六十年代的人。更是在报国理想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下乡再教育”这等极端的矛盾状态下，是在迷茫中探索自己人生定位的人。
下乡后，我在岭东村。
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本来拿惯了书本的手掌。磨出了血泡，长出了老茧。
下乡后，读书已经成了一种奢望，仅有的一些藏书，已经被下乡来的同学们翻烂了。
他在岭西村。虽然名字看上去村子相距应该不远吧。可是实际上，交通的严重不便利，加上岭东岭西中间，有一道天然的悬崖绝壁，两个村子要想面对面的相见，就要走上个四个钟头。
直到下乡后的第二年，我们在乡里相识了。
他那个时候，可真是帅啊，当然帅字是现在的说法了，就像邻居们现在说我的石头娃子一样。
他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口粮。有一半都用来和他们村的老师们换了书，送给我。
自己却常常要挨饿，很久后我才知道。
没法子，劝他也不听，只好我用烤好的红薯给他补充营养。
那时候的红薯，真是香甜，尤其是在我看着他吃的时候。
第三年，我们相爱了。
很快便成了家，我们自己的家。
结婚后我们依旧很贫苦，可是我们却从不叫苦抱怨。每天也还是开开心心的劳动、朴朴素素的生活。
我常常在限电的夜晚里，抱着石头在院子里数星星，给他讲那些个一千零一夜的童话故事，每天劳动的疲乏。生活的艰辛，这些压力，只要看到我的小石头儿的小笑脸，就可以幸福的一直忽略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