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是因为圣贤道统，一以贯之！”杨易听阮元这样一说，才隐隐发觉，阮元学问之高深远在自己意料之上，或许他对于宋学之言亦自精通，可即便如此，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孔圣之语，传于曾子，曾子之道传于子思，子思再传孟子，这便是朱子所言道统。由此可见，阐明道统，便需集四子之书，这《大学》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述之，《中庸》是子思论道之言，自然应该独立成书，与孔孟并立，以示道统相承了。”
“说的不错！圣人之言，曾子得其精要，既然如此，阐明曾子之语，便是发扬道统了，你可认同我这一句话？”阮元忽然问道。
“这……正是这个道理。”杨易不知其中详情，便随口应了阮元。
“好，那你看我这部书吧。”阮元一边说着，一边也从身旁取了一册书来，对杨易道：“杨易，这部书名字叫做《曾子十篇注释》，若是你不知《曾子》，我且为你言之。《大戴礼记》之中，本有《曾子》十篇，所载亦是曾子之言，我清楚道统之立，关键在于曾子，是以我曾耗数年心血，注《曾子》十篇于此，那你且说说，我为曾子之学加以宣扬，这……算不算发扬道统呢？”说着也将那部书展开了，让府学诸生看得清楚。
杨易虽是生员，可所知之书亦只《四书五经》，他知道《十三经》之名，可其它公羊、仪礼诸部便未能看过，这《曾子》十篇出于《大戴礼记》之事，他竟是然不知，更不知阮元亦曾为此书作注。一时听了阮元解释，当即愣在原地，心想阮元之言，果然自成体系，言之不差，沉吟半晌，知道自己学问远不及阮元，只好答道：“这……大人确是承继道统之人，是……是在下才疏学浅了。”
阮元自然清楚，杨易第一个站出来和自己辩论，便多半不是其中主谋之人，只是受人蛊惑，一时误解了自己，便也示意他坐下。很快，又有一名生员站起来道：“阮大人，后学陶山，有一事却是相请阮大人解释清楚，杨兄方才说圣人之道，在于朱子《四书》，这大人已经承认了，这道统断绝，时隔千年而复振之事，大人也承认了。那大人岂不是已经承认了，这《十三经注疏》乃是不得道统之人所言所注？既然如此，大人刻这部书下来，却还有何用意？”
“陶生员，这朱子之功，我是从来不敢有半分否认的。只是有一件事，却也需要你先想一想，亚圣之下，儒学虽是失了道统，可千年相传，其间聪明才智者有之，皓首穷经者有之，即便他们不得道统，难道凭着千百年的心智积累，竟不能有一二裨益之语么？汉之董子、郑康成，唐之孔宪公、韩文公，自也是一时名士啊？另有一事，我说来你且试思，这许多作注作疏之人，或许确是如你所言，不得道统，可他们相距圣贤的时代，要比朱子更近啊，即便道统之事，一无所取，难道这音韵训诂之言，也都是一无所取吗？要知道，这文字之本义，只有越接近圣贤之人，方才越容易了解啊？”阮元当即答道。
“阮大人，后学王魁，有一事想请大人赐教！”眼看陶山面露犹豫之色，似乎觉得阮元之言也有道理，不想再与阮元辩论，又有一名学生站立而起，向阮元问道：“大人，后学听闻，大人对朱子所言静坐修身之道，从来多有议论，大人认为，这静坐修身不过禅宗小道，并非圣人之本意，可静坐修身之言，朱子从来说得清楚！大人却是为何，竟要于这静坐修身一事之上，与朱子有所龃龉呢？”
“王生员，既然你这样问了，那我另有个问题，也请你思考一下。”阮元丝毫不加犹豫，答道：“你既是生员，想来先贤经典自已熟读，你且回想一下，圣贤之言，有哪一句曾经提及修齐治平之事，是需要靠静坐修身来完成的？这静坐修身之语，从不见于三代古籍，可见成修齐治平之事，这静坐修身之事，有亦可，无亦可！朱子言静坐修身，这不失为一种养德之法，若是你以为不错，那自然可以奉行，但你再想想，你一个人的静坐修身，再怎么反躬自省，对于外人而言有何用处？既然对外人无用，那这修身之法，便只可称为‘德’，而不可称为‘仁’了，修仁德之业，可以通过静坐，却不能只依赖静坐啊。需数人之间，相与行仁恕之事，方才可称之为‘仁’！怎么样，我说得也有道理吧？”
“大人，后学黄凤，有一事向大人请教！”
“阮大人，在下吴子祥，有一事请大人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