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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导致了清朝末期国运的重大变化。
那么这二人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是是非非，究竟是谁对谁错呢？
作为曾国藩之后的汉臣之首，李鸿章曾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臣。
他还直接创建了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的实际推动者，被慈禧太后称为“可以再造玄黄之人”，更与俾斯麦和格兰特，被后世并称为“十九世纪的世界伟人”。
而翁同龢不仅是咸丰朝的状元，历任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官至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还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更是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
这两位晚清的重臣之间，却历来都是水火不容之势，一生为敌。
基本上，只要是李鸿章所赞成的，比如废除科举、引入西学、编练新军等方面，翁同龢必定反对。
据《清史稿》记载
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翁同龢和李鸿章的恩怨，要从私人的家仇开始算起。
虽然，在清末时李鸿章的地位和功绩要远远高于翁同龢，但在之前，李家的确根本无法和翁家相提并论。
翁氏家族最早显赫于祖上翁咸封时，此人虽然没有中过进士，在官场上也没有太大的作为和政绩。
但是，由他开始完全改变了翁家的门风，成为了饱读诗书的官宦人家。
翁咸封的儿子翁心存很早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正式步入官场，历任广东学政、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而翁心存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翁同书、次子翁同爵和幼子翁同龢。
翁同书进士出身，在担任安徽巡抚期间，面对农民起义平叛不利，甚至还弃城而逃，再加上他包庇叛将苗沛霖，被曾国藩所弹劾而被流放新疆伊犁。
其中，当时曾国藩的《参翁同书片》，就是由李鸿章亲自执笔的
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清廷当即就准奏了，判处翁同书斩监候。
翁心存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听闻儿子被判死刑，当即就气绝身亡了。
有鉴于此，慈禧太后为了体恤老臣，改判翁同书的斩监候为充军新疆。
几年后，翁同书就病死在了西北地区。
年，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外交事务，满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为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奕訢负责。
推动洋务运动的自然属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有奕訢、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而阻挠洋务运动的顽固派，自然以倭仁为首。
但是，除了倭仁外，翁同龢也对洋务运动进行了坚决的阻挠。
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增加急需的外交和翻译人才，清政府在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
之后，经与李鸿章等人商议后，奕訢奏请在京师同文馆中增设天文学，由科甲正途之外的洋人负责教习。
甚至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还出现了要求改革传统教育和封建文官体制的呼声。
此举，严重触动了顽固派势力的切身利益。
清流派历来就对西学存有鄙视和排斥，因而始终追随顽固派的脚步，对于洋务运动阴奉阳违。
清流派在政治上基本没有具体和明确的主张，无非就是长期标榜的忠君爱国和针砭时弊罢了。
作为清流的领袖，翁同龢不断在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面前进言，有意贬低和抹黑洋务运动，演变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绊脚石。
如果非要将李鸿章和翁同龢进行明确的区分。
基本上，站着说话的是翁同龢，弯腰办事的是李鸿章。
洋务运动期间，恭亲王奕訢向朝廷请旨，提出练兵、强器、造船、筹饷、用人和持久的六条紧急奏议，获得了支持洋务运动的慈禧太后首肯。
年，清廷发出上谕，据《清史稿》记载
海防紧要，实为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
此后，慈禧太后下旨开始筹办新式海军。不过，迫于国库的窘境，没有全面推行，决定先由李鸿章督办北洋的海防事宜，看实际成效再行推广。
自此开始，中国海军踏上了近代化之路，北洋水师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起初，得益于慈禧太后的支持，北洋水师的发展迅猛，李鸿章先后从英国和德国等国购置了多艘战舰。
没几年功夫，北洋水师就拥有了各类作战军舰多艘，运输舰多艘，辅助舰多艘，官兵合计多人，号称亚洲第一海军。
不过，在翁同龢担任军机大臣并主理户部事务后，北洋水师的发展进入到瓶颈。
翁同龢以国库空虚为由，对于北洋水师开始处处刁难和掣肘。
李鸿章多次请求拨款购置军舰和弹药，虽获得了光绪帝的准许，但却都被翁同龢以种种理由进行推诿和搪塞，拒不拨付军费。
年后，北洋水师就再没有增添过一艘新式军舰，甚至就连基本的弹药也严重缺乏，极大地降低了战斗力。
而与此同时，翁同龢对于慈禧太后兴建颐和园之事却极为上心，户部的银两进行全力的供应。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多次上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求清廷提防李鸿章的势力太过庞大，危及到大清朝的统治。
甚至于，在中日关系持续交恶后，眼见双方的战势已经一触即发，李鸿章从欧洲订购了军舰以扩充北洋水师。
但是，因为翁同龢的一再作梗而迟迟无法付款，使得军舰被日本抢先购得，成为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