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濬之前跟他娘商量时，老太婆坚决反对儿子“从贼”。
奈何老张琢磨良久，已经打定了主意，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霍老太哭也哭了，闹也闹了，没用。
“我也没几年好活了，随你们闹腾去吧。唉，不孝儿孙，无颜面对先祖。短毛后生，你好自为之。”
霍老太说了三两句就黑着脸跑了。
张道濬担心大统领发怒，李自成却根本不在意。
“老太太也是出于好心，能理解，只是她看不懂天下大势。投了革命军就是不孝儿孙？总比投鞑子好吧？你同辈兄弟张道澄、张道隆、张道濂、张道湜等等十几人，原本的将来可都是鞑子的官。”
张道濬艰难的咽了口唾沫，“好在张氏一门及时归顺王师，总不会再让祖宗蒙羞。”
李自成笑，“其实，原本十多年后你带着儿子也投奔我了，跑去陕西当官……”
张道濬不敢接话。
“……然后，你会死在鞑子手里，儿子晚三年死。话说张道澄可是你亲弟，崇祯九年以拔贡出任县令，后来还自备马兵五百儒衣从军，跟我干过仗。唉！爹死在鞑子手里，哥死在鞑子手里，结果他后来还不是去投鞑了？”
“……”张道濬紧咬牙关，表情纠结。不知短毛是不是故意恶心人。
幸好他那个弟弟是从叔叔张鉁那边过继来的，勉强可以甩一下锅。
明末类似张道澄那种人不少见。
比如，马与进曾是辽阳训导，后金攻辽阳中战死。其在老家的夫人听到消息后，带领家眷和女仆42人集体自尽。
当前环境下夫人殉节勉强能理解，可一堆仆人死个什么劲，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逼的。古代社会这种事情很常见。先把人逼死，然后上报要旌表。
可是，马与进他儿子马鸣佩当时在辽阳，以明诸生的身份归降皇太极。最后做到了江南总督。
再过几十年，马与进孙子，也即马鸣佩儿子马雄镇，做到了广西巡抚。那会儿眼看吴三桂打过来了，那孙子率家人共38口殉清。真是闹不懂他们咋想的。
（也可能马与进并没死在辽阳，而是投降了。明末这种被“殉国”之事也常见。大人物还能再次露面翻转，小人物就没法一一考证了。）
李自成又说道“老张，你是聪明人，咱就不说那些虚的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革命军的作为，最多十年后就能问鼎天下。跟着我好好干，前程远大。”
张道濬当即离座伏地磕头，“小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早说了别来虚头巴脑这一套。”李自成虽然一脸享受，但还是装模作样撇撇嘴，“咱革命军里人人平等，职务有上下，尊卑无二样。起来吧。”
张道濬仍然又磕了一个头才站起。
其实他非常想确定一下，短毛是不是真的后知五百年，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可是他不敢开口问。
在窦庄小坐片刻，李自成又跟着张道濬出门去参观他的火器场。
庄外东南面有座火星庙，占地十余亩。
每年正月初七，这里都要起庙会。沁水、阳城、高平、泽州等地的铁炉匠、冶炼业主都要亲临火星庙，祭祀“祝融”。
张道濬的火器制造场就设在庙旁边。他亲戚张瑆、张佐韩等人任火器、火炮总理，负责工场事情。
当前给山西巡抚宋统殷造的佛朗机炮、火绳枪、三眼铳已经出来不少了。
“大统领，这批货要不要截留下来？”
“照旧发送，多少能挣点钱。往后……暂时就不要再接生意，咱们的火器营也该编练了。”
李自成压根看不上那堆破烂货。
“你这地方也要改造一下，回头我安排人来指导，再送你点绝技。将来出炮的速度翻十倍，成本还能降一半。不愁没钱赚。”
说到挣钱，李自成又想起一茬。
“老张，前头我收税，那些土豪咋就不积极呢？他们是觉得革命军不会杀人？还是觉得自己能对抗天兵？谁给他们的勇气？武疼兰吗？我怎么都想不通。”
张道濬也想不通武疼兰是谁，又不好发问。
他说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很有些抠门老货舍命不舍财。我还听过这么一件事……”
流寇要攻打县城，县官拿不出钱粮组织民壮，于是找大户豪绅募捐。可是老财们不干，县官只得强行征收。
万万没想到啊，正当流寇攻城时，豪绅居然带着家丁夺回钱粮，还烧了县衙。
后院起火，搞的军心大乱，那还怎么守城。
结果，流寇顺利破城，然后杀了豪绅全家，抢光他所有财产……
“这帮人啊，没救了！”李自成听完后哈哈大笑。
希望革命军一路上能多多的遇到些那种人。
当晚，大统领留宿窦庄，继续跟张道濬深谈。
短毛这人挺和气，老张也就放开了提建议。
他以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韬光养晦在现今时势下不妥，应该公然打出旗号，昭告天下，革命军要改朝换代。
因为“流寇”根本没有号召力。
没有哪个读书人会冒着掉脑袋、被挖心掏肝烤着吃等风险，跑来给你献策大王，这样不行，你要广积粮缓称王。
不管流寇实际上干没干那些事情，反正名声是传出去了。一般人躲都来不及，哪还敢投奔。
张道濬絮絮叨叨一通，让李自成想起了太平天国。
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事时就建立了国号。等到攻占广西永安，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相对金田村已经是大城市了。
于是，洪秀全迫不及待的搞出个“永安建制”。
建立各项制度、发布新历法、废除清朝纪年；颁布三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等。
另外，杨秀清等五人全部封王。
后人看来他们不免过于猴急，就是个暴发户嘴脸，泥腿子上不得台面。
可当事人却并不那么想。人家跟着造反，不止立马看到了好处，实实在在的过了一回出将入相的瘾，而且也有了方向，有了奔头。这就坚定了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只要将来事情成了，做为开国元勋，荣华富贵自然唾手可得。
人家洪秀全从开始的定位就是一个新兴政权，而不是土匪流寇。这立意就比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们高了五层楼。
所以太平天国一竖起旗号，很多北方人都南下投奔。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稳则稳矣，但对鼓舞士气未免不利，又如何能招揽来五湖四海的高人？
一个好汉三个帮。革命军不缺炮灰，缺的是人才。当然，把小兵说成炮灰有些不敬，可实情差不多就是那样。一将功成万骨枯。
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一大批不满现实秩序的人。他们渴望改变，但是又清楚凭自己的能力不但不足以登高一呼，就连当个土豪的本事也没有。
如果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机会，这批人同样会爆发出很大潜力，以争取他们在旧秩序下原本得不到的东西。
所以自古就有乱世枭雄出草莽的说法，他们抓住了机会，趁势而起。
至于李自成早先暗搓搓琢磨的忠诚问题，其实不算问题。别说当下了，再过几百年也不是个事。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怎么才能让他人唯命是从？
一般人从来没想过，权力这东西是怎么个意思。
简单说，首先要给好处，然后洗脑，再展示实力，最后竖起一面理想主义大旗。
四管齐下，大多数人都能搞定。并不需要自己苦巴巴的在孩儿营里慢慢培养后备军。
如果暂时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好处，那么就要忽悠了。
你要把项目计划讲的明明白白，逻辑清晰，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听的人能明白革命必然成功，将来可获巨大利益。
说服别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实践。用事实证明你的计划是无可怀疑的光明大道。
这就是获得权力的基础。可以让他人俯首听命。
历朝开国皇帝为什么能夺得天下？
当然不是因为他身强体壮武艺高超或是万人敌。是因为他能带着伙伴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们早已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张道濬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只要能控制住他，能为我所用就要用。
比如贪官污吏之类，根本不可能禁绝。
可以给他们划一条红线，在规则内做小动作睁一眼闭一眼，罚酒三杯也就是了；要是捞过界，就地正法。
重点是他们能不能办好差事。贪官污吏里面也不乏能干实事的人才，一味处理掉不合算，留用他们还能争取到一大部分人的支持。如果实在看不惯，那得了天下后再清洗不迟。
李自成长叹“唉！人性使然啊，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万事大吉了……”
历史就是个车轮子，怎么跑都是在车轴上原地打转而已。这跟能不能搞出可控核聚变没啥关系。因为生产力再发达，人还是那个人。
正如朱载堉写的《山坡羊·十不足》那样——“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腐拜之所以被当成罪不可恕的问题，根源在于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社会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于巨大。
所以，如果把视角放在结果上，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不断做大“蛋糕”。
站得高，银子永远花不完。
相对的分“蛋糕”就更容易些，随便指头缝子漏出去一点也足够贫苦老百姓填饱肚子了。
“沉默的大多数”忍耐力超强，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限提升了，饱暖思那啥，但不会思造反。社会上顶多诞生些红眼病横国党，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对于官员也是同样道理。
总不能既要马儿快快地跑，又像大明如此低的俸禄，人家不吃点夜草能活么？所以大明出现了“常例”这种外快，除了海瑞外，即便是清廉的官员又有几个不收？1
（海瑞不是死脑筋，举人出身还能爬上去，而且在那个时代竟然没有死于政争，足以说明他很聪明。当然，这么说并没有抹黑他是个直臣加能臣的事实。）
在淳安知县任上拒不受常例的海瑞，却详尽地记载了淳安县的老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秋粮长银二十两。
折色粮银四两。
农桑绢银十两。
盐粮长银十两。
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清军匠每里银一两。
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
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
审均徭每里银一两。
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
样漆一百觔，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
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
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
造黄册每里银二两。
催甲每里银一两。
俸米每石折银一两。
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
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含无名但有实的县级区划），仅算知县一个主官，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常例”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这种“潜规则”还不“犯法”。
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每年在“潜规则”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
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整套常例规则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州县之俸薪几何？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
海瑞不收常例钱，当然也不会往上送。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可惜，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然后……
内阁首辅刘鸿训认为疏中“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朝廷里没有这种事。
崇祯帝说“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
接着，皇帝让韩一良把“纳贿”的事解释清楚，参与的都有谁？
韩一良抓瞎了。他只好说我的奏疏上已经写了“风闻”一词，谁是腐拜分子我真不知道。
崇祯又研究了一遍奏疏，发现了突破口。他问，是谁给你送了五百两银子。
这个……韩一良死活不肯回答。最后他就被革职为民，回家养老去了。
内阁首辅刘鸿训的结局比韩一良还惨一点，以后再说。
常例，已经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他们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大家都明白，常例无法废除。而常例的发展也就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明末成为无钱不能办一事的地步。
甚至当李自行车打到北京城下，大明情势危急万分，然而“守城军尽枵腹饥疲，司饷官犹索常例不时给。”
那帮人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当然，李自成要感谢他们拖后腿。
只拿“常例”的已经算是清官了，心黑的还要再刮个地皮。明代地方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故而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大明贪腐严重，以至于明人总结明代货币制度时，有人指出因为用银子当法定货币，所以才大大刺激了官史贪欲，因此提出应该废银用钱。如顺炎武、黄宗羲等人就持这样的观点。
因为银子小巧价值高，铜钱笨重价值低还不好储藏。
冯梦龙则从反面论证认为用铜钱有三不便。
其一就是“苞苴（贿赂）用钱难于馈遗”。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凡此三不便，特不便于贪官污吏耳，而其便于国，便于民，造福不可胜言。”
真是奇特的视角。
不知道将来李自成的大顺国施行纸钞制度后，官儿们会不会更方便贪腐？
那对于官员来说，高薪养廉如何？
治标不治本，该贪的仍然会贪。
除非地盘小到只有一个县大，那样勉强才有可能监管的过来。也只是有可能，比如《红楼梦》里的贾府只是个大宅院而已，里面的龌龊事已经多到很难根治了。
南北朝时有这么一场君臣对话（假的）——
宇文泰，北周开国之君。向来慕曹操之术。有苏绰者，深谙治国之道，孔明之流也。宇文泰以治国之道问苏绰，二人闭门密谈。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