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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同志拿起了《真理报，头版头条是苏联莫斯科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教授前往中国上海参加亚洲国际法庭的消息。
读完这篇文章，斯大林同志很习惯的点起烟斗，对于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在这件事上的工作成绩不是很满意，却仅仅是不很满意而已。因为何锐的反应太快了，从歼灭澳新军团到号召国际法学专家，一气呵成。虽然斯大林同志发现这个机会后，立刻做出了直接指示。但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亚洲国际法庭的组委会先婉拒了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两地大学法律系教授成为组委会成员。
当外交部开始执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后，才争取到了成为观察团委员的资格。组委会成员与观察团委员，这里面的差距可就太大了。相比之下，匈牙利这个人嫌狗不待见的国家都因为行动及时，最终获得了组委会的委员资格。
真正让斯大林非常不满的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越飞。或许应该将越飞撤职，换上更有能力的同志，斯大林同志开始考虑此事。但是该换谁呢？
又换上一斗烟丝，斯大林同志站起身，在办公室内走动着。最终，他决定在苏共政治局的常务会议上提出此事。虽然越飞与托洛茨基走得很近，此事一定会被托洛茨基一派认为是斯大林同志要进行政治斗争。但既然那些人脑子里只会考虑这种事情，斯大林同志更觉得和他们进行斗争反倒充满了必要性。
1月15日，是苏共政治局常务会议的日子。看的出，托洛茨基此时的反对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此时托洛茨基在政治局内已经处于弱势，1925年1月被迫辞去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出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即便如此，这位有着狮子鬃毛般浓密头发的男子依旧没有任何退却的打算，会议刚开始，托洛茨基就提出了全新的报告，“工业技术委员会希望排出代表团，与中国在技术合作方面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达成一个长期协议。而且，苏联与中国人员交流计划，我们也希望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方案进行讨论。”
这两个计划是托洛茨基与他的支持者推动的，也是托洛茨基认为近期能够影响苏联经济政策的一大助力。
以当下苏共内部的局面，委员们都很清楚矛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提案已经不仅仅是提案，更是对于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的争夺。很多观望派委员并没有表态，大家都等着斯大林的发言。而斯大林同志依旧冷静的听着，从表情上完全看不出任何情绪。
托洛茨基则继续讲述道：“我认为中国方面不会拒绝这些协议，但我要说的是，通过对比苏联与中国方面的贸易，以及苏联与欧洲的贸易，其中的差距非常大。中国方面能够接受签订了协议后，一年半后再支付商品，而欧洲那边有限的贸易中，欧洲商人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紧。所以很多欧洲商人并非不愿意与我们贸易，而是不能接受我们的交货时间。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情报，中国与各国商人的交货时间就短的多，同志们，我很想对此事进行讨论。”
观望派的委员与支持斯大林的委员们都看向了斯大林，他们明白这又是托洛茨基的一轮进攻。以前只有苏联的自由派才敢拿欧洲经济与苏联对比，由于苏联对西欧各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关系，认同西欧几乎被认为等于叛国，所以这种比较遭到了苏联上下的强烈不满，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中国的何锐政权在列宁时代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权’，但何锐政权与苏联的重新划界协议在苏共中央接受范围内，何锐政权与苏联之间的边境军事缓冲区执行的相当不错。这个协议中规定，两国每年都组建共同检查组，到对方的军事缓冲区进行检查，并且参观对方接近军事缓冲区的军营。
这种军事互信机制建立后，庞大的中国虽然依旧存在某种潜在的威胁，但是庞大的中国却成为了苏联在东方的某种屏蔽。让苏联的安全压力大减。
何锐政权修改了宪法，确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权。即便苏联国内依旧有非常多人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权，但这个‘资产阶级国家’，却被视为‘温和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是某种‘好的资产阶级国家’。随着中苏之间的贸易量越来越大，托洛茨基一派原本倾向于用欧洲与苏联对比，现在越来越多的将中国作为与苏联对比的参照物。
斯大林同志非常讨厌托洛茨基的比较，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托洛茨基好像完全忘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既没有能力搞清楚各个国家的具体不同，也没有能力搞清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就如托洛茨基通过对于苏联交货不及时与中国快速供货的对比，试图构建出‘中国比苏联强’的结论，然后再根据这个结论对苏联现有的生产进行批评，最终达成争夺到话语权的目的。
出于最基本的礼貌，斯大林同志听完了托洛茨基的发言，却没有发言。在政治规则中，‘王不对王’。所以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开口了，“托洛茨基同志，我也认为中国方面的反应速度非常快。最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中国正在通过建设亚洲国际法庭，实现了外交上的突破。我很想询问越飞同志，为什么在中国最初发出邀请信的时候，莫斯科大学以及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律系没有任何反应？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只能派遣人员成为亚洲国际法庭观察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