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d="er_ip"><b></b>胡适当北大文学院院长时，遇到过许多假文凭事件。学历造假主要是在中学阶段。因为，那时，大学入学规定必须要读完高中，有高中毕业文凭才能够报考大学，而不允许同等学历者报考。这就迫使许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读完高中并且获得高中文凭的年轻学子，去搞假文凭。
一张假文凭值多少钱？在1932年前后，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可以卖到80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讲师或者一个中学教师一个月的收入。两年之后，由于暴利，因此，制造假文凭的机构也就多了起来。胡适看到当时报纸上的一个报道，说北平警方破获了一个制造假毕业文凭的机关，总共卖了一千几百张，每张文凭卖出价值平均是十八元。因为，造假者多，竞争激烈，因此，假文凭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跌了近五倍。
当时在国内造大学文凭的还是很少的，要造就造国外大学的假文凭。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数量极少，大学之间互相交流频繁，一个县里出一个大学生，那都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因此，要查证一个大学生的真劣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中学就不同了，特别是一些地处偏僻地方，如贵州、吉林、黑龙江这些地方，随便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学的毕业文凭，常常是查无实据。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去信查一间中学文凭，常常路上要走二三个月，等到信件返回的时候，那些持假中学毕业文凭入学的大学新生不但已经入学，而且已经学习了三四个月，即使当时的北大清华也不能够幸免。
为什么会有这多假文凭？1934年12月2日，胡适作《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分析因为民国七八年时间，即1920年前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废止了“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这一条章程。因此，假的中学文凭就有了市场。直到193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才规定没有中学毕业证的人，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但是，同时又规定这类学生不得超过报考总数的20，这一限制又为假文凭提供了市场。
胡适主张用严格而过硬的考试来代替学生的文凭。也就是考试资格可以放宽，但是考试过程与考试结果却要从严审查。
他说“考试若严，应考资格稍宽是无害的。如果文凭可凭，又何必再考试？既有文凭，仍不能升学，而必须考试，这可见文凭不足为凭。我们既不信文凭而信考试，那么，没有文凭而自信有同等学力者也应该给他一个考试的机会。我回想二三十年前，我在上海读了五六年书，从梅溪小学考入澄衷学堂，从澄衷学堂考进中国公学，从来不曾拿过一张毕业文凭。后来考留美官费，也不要毕业文凭。后来到美国，也只凭北京考试的成绩。我觉得那时代不用文凭只凭考试的办法倒是彻底的。”
这段话也说明了，假文凭的泛滥成灾，确实是因为社会与体制对文凭的迷信而能力却被抛弃在一边造成的。
当时民国的考试，与今天的考试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考试不但有笔试，而且有教授面试。
据说，像当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负责面试时就曾经出过一道这样的怪题，要学生对对联。他出上联孙行者，要学生对下联。当时确实难住了许多学生，但是却没有难住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的周祖谟先生。周祖谟先生面对“孙行者”这个上联，脱口而出，就出了下联“胡适之”。"孙"对"胡",姓对姓；“适”在古文中是“到,行”的意思,所以所以“行”对“适”,动词对动词;“之”和“者”是文言文里的常用虚词,所以“之”对“者”陈寅恪闻后连连赞叹不已。胡适的名字无意中竟然也成了一道面试的考题。
灵活的面试，很容易考出一个人的灵气，测出一个人的潜能。有了这样的考试，民国时确实把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学子选拔出来深造。当时的杨振宁、钱学森、钱钟书、钱三强、钱伟长、陈身省等这些民国青年才俊就是由这样灵活的选拔制度选出来的。
是年，中基会受金价影响，经费拮据。胡适把编译委员会的预算缩减到46万元，并停止自己的月俸，改为公费200元。从7月起，胡适在北大支一个中国文学系教授的薪俸，每月400元，领取文学院院长每月的公费100元。
1935年1月，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南方游历讲学。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胡适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来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雾中满山的灯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闪烁，清朗而又宁静。
登岸以后，驱车住进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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