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于年月日返台，当晚接见记者，表示愿意为雷震作“品格证人”。
他气愤的对记者说；“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说到这里，一向平和的胡适，使劲拍了一下桌子。
月日上午点半，胡适在张群的陪同下拜谒蒋介石。因为雷震的案子，这一次的气氛显然不同于以往。应该是被关照过了，这次与蒋见面不谈雷震的案子，胡适也肯定是答应过了。可不提雷震的案子，胡适对别的话题都没有兴致。他在扼要汇报了“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情况后，看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便对蒋介石说不知道总统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
蒋介石说“请你谈谈政治形势罢。”
胡适问“国内的？还是世界的？”
蒋介石说“整个世界的。”
胡适只好讲了讲联合国大会和美国大选。
“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
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到底还是将他胸中憋闷已久的话倒了出来，告诉蒋介石说当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置有欠明智，已经在台湾岛内外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舆论普遍认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仍是戒严区……这样严重的不利后果当局恐怕还没有“深知”。
蒋介石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
涉及到通共，胡适虽然知道这是欲加之罪，但他却无从为雷震辩白。
胡适只能申明“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点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怪笑了下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
“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胡适诚惶诚恐，只得当面重申年他刚到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并对蒋介石郑重表示“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
这些话让蒋介石很受用，气氛终于有了缓和。胡适借机又向蒋介石进言“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总统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蒋介石未做回答，也未置可否。
时间已经很晚了，胡适起身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到接待室门口，两人才握手相别。尽管发生了雷震一案，但胡适并不愿和蒋介石公开决裂，仍打算与之“相忍为国”。
蒋政府这一次对雷震的下黑手，除了《自由中国》杂志外，还应该与雷震组建新党有关。
胡适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
胡适在宴会上演说时，曾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他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
他说“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年，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月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月底或月初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