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佩金的指责，北京国.务.院发电，竭力否认。
唐继尧也有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战之风，开凌上之渐”。并声言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
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也不论罗、戴、刘之间的是非，但罗有一点是很可贵的，就是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
当时滇军上下都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滇军受侮太重，因此战意旺盛，罗佩金极力压制。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
滇军退出成都后，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如资中、简阳、荣威、富顺、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
民国六年五月一日，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蒋方震为参谋长，杜步云为军需课长。戴一身兼四川督军、会办军务、省长三重任。
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以黔军和川军、滇军相比，实力最弱，自己因缘时会，有如履薄冰之感。
他不是四川本地人，面临的难题同样是如何让本地人接纳。这是很难的，需要大海一样的胸怀，需要大智慧。而即使有这样的素质，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
戴戡在护国战争中，和唐继尧等滇军将领关系尚可，和滇军方面的关系没有大问题，也不是主要矛盾，眼前最紧要的应该是处好和刘存厚的关系。
据说，还在“川、滇”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
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罗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故意推卸。刘甚为不满。
如果戴戡能把军务会办的位置交给刘存厚，尽管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应该至少不会很快丢掉性命。但是，戴戡没有。
罗佩金去，戴戡代理川督，对于四川人来说，他们期望的川人治川的目的仍没有达到。于是用对付罗的手段来对付戴，仇滇军的情绪化为仇黔军。
四月三十日，四川省议会通电指摘戴戡“假中立之名，阴谋取利”。提出以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
五月九日滇军退驻简阳，川军完全撤出城外，戴戡正式就任代理督军。城内警察恢复站岗，黔军清除成都城内的军事设施，市民情绪趋于安定。
不过，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遵照命令卸职北上，川、滇两军也仍旧在省城外好多地区时打时停。
刘存厚不久又回到成都，在城外设置军司令部，把以前对付罗佩金那一套来对付戴戡。这样一来，川、黔两军又爆发了战火，成都人民又一次陷入严重的战争灾难之中。
川、黔军开火是七月五日夜半三时开始的，这时正值张勋在北京搞复辟政变，张勋的伪谕中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黎元洪已经躲到日本使馆避难，段祺瑞在组织讨逆军，当然没有人管四川的事。
此前的七月三日，戴戡在成都皇城的督军署召开军事会议，邀刘存厚出席表明对北京政变的态度，一面派兵把守电报局，检查一切邮电。
刘存厚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了会议，要求督军署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员。戴予以拒绝，并提出驻省川军应该移川北，吴绍良代表刘存厚不予接受。
七月四日刘存厚所部川军从邻近成都一带的防区，源源开到省城北门外，第二天晚上川、黔军遂告开火。
“川、黔”之战几乎是“川、滇”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
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
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
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
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
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刘显世属于研究系，得到梁启超的支持。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在川、滇军战事爆发时，采取了中立态度。
对于“川、黔”之战，他们于七月七日发电调停：“本月六日渝电局报称：麻日午前三时，成都川、黔两军发生冲突，江门一带火势甚烈，枪炮声不绝。次日接贵阳刘督军鱼日电开：顷得成都戴督军电开，刘存厚甘受伪职，已带兵围成都，戡誓死不降逆、不叛国，祈飞电各省等语。昨晚（六日）十一时，炮声忽起，北门火光烛天，炮弹均向督、省二署乱射。炮声隆隆，至今未息。街断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