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其实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作出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将滇黔军从四川赶出，在北京政.府看来，也就表示四川已摆脱西南的势力范围，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但遭拒绝。熊克武通电拒绝接受省长，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
迫于形势，投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
不过，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
北京政.府在四川碰了钉子，很没面子，竟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都骂刘口是心非，小人一个。
刘存厚怎么也没想到北京政.府会如此待他的，除了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之外，也无之奈何。
此前，刘存厚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陈能芳被撤职。而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曾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这一连串的事件加到一起，彻底激怒川军一二两军的将领们，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联络，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局势，三月十二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出成都，带着他的部众万余人退到陕南宁羌一带。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进行了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贵州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
一九一九年底，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等新派人发起成立“贵州政治委员会”，要求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谋划废除督军。
而旧派刘显世认为“废督就是逼我死”，组织力量“倒王”。建立了反对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由刘显世控制的游击军也陆续向贵阳集中。
一九二零年十月初，王文华决定让驻扎在四川的黔军“回黔就饷”，以配合在贵阳的警察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责“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华还嘱咐部下重在夺权，不要伤及刘显世。
十月下旬，黔军陆续退回贵州省内。刘显世急调游击军三个营赶往贵阳，并连日与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等人筹划应对之策，准备等游击军集结完毕，先消灭何应钦在贵阳的武装。
这一情况被何应钦探知，遂密令黔军的警卫营火速赶往贵阳。刘显世明知警卫营是王文华的精锐部队，人员素质和装备在黔军中都是最好的，但因为该营营长孙剑锋是自己长子的妻兄，副营长林子贤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对该营的到来未加防范。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何应钦与孙剑锋在警察厅商讨行动计划和杀人名单。何应钦不主张多杀人，孙剑锋则力主杀人多多益善。孙剑锋将他拟议的有十几个人的杀人名单给何应钦看，何应钦认为要多斟酌，不应扩大事态。孙剑锋埋怨何应钦做事太婆婆妈妈，难成大气候。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当夜行动前，何应钦召省议会议长张士仁来，请他过目名单。张士仁提出，名单上前面几人是首要分子，杀之罪有应得，“以下的不过是为彼辈作走卒，杀之无补于事，反而引起社会舆论之责难”。
何应钦听后表示尊重议长意见，最后决定只捕杀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三人，由孙剑锋负责执行。孙剑锋命令警卫营属下的三个排各自负责“解决”一人。
当天晚上，郭重光与耆老会（由贵州地区官僚、豪绅地主组成的组织，以郭重光为主）成员聚会，众人劝他躲避，郭重光不听，结果在夜里被士兵绑走，押至北门桥头。据目击者称，孙剑锋指挥警卫营士兵“把郭放平在卖肉的案桌上，几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脑壳，提起脑壳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润彩一同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