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部队的组建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相当的难。
甲骑具装在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初非常盛行，弓骑兵对骑士的要求非常高，骑士既要熟练掌握骑射，还要有骑马砍杀的能力，人马皆披甲的重骑兵更是苛刻，所以为了保证战斗力，重骑兵一般都是一人两马，若是跨地区、远距离、长时间、地形复杂多变、多兵种协同的大型战役，一人三马也是常态，毕竟人和马的具装水粮还要辅马运输。
算上朝廷本有的千来匹马，李晔现在手里的马共有八千多匹，如果按照重骑兵的规制组建，得兵率几乎不到一半，甚至可能会更低。
这八千匹马是战马不假，但能作为具装重骑兵参训的良马绝不会太多，真要是好马，藩镇不会给朝廷，可光送劣马又不像话，那还不如不送，所以他们会掺杂一些好马，总的情况就是，泥沙俱下。
好在李克用豪气，不搞小人动作，他送的这两千多匹马倒是好马占大头。
马匹素质参差不齐，李晔要建设的是一支专业骑兵部队，但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李晔只得按上中下三等将这些马分流，分建轻骑兵、弓骑兵、具装重骑兵。
第二个难题是，朝廷该建设一支怎么样的骑兵部队，谁来训练，它将来的职能是什么，又该归属到哪一个序列？
在这个年代，文人经书和武人兵法跟武林神功秘籍一样，非关门弟子不看不传，有点心得的大宗师都把自家学问看得跟命根子似的，生怕他人学去。
初，太宗将伐高昌，命君集学兵法於李靖，但李靖却只教了一半，侯君集不开心了，对太宗告发李靖道：“他教我兵法只肯教一半，留那一半作甚，李靖他想谋反啊！”
太宗果然起疑，召来李靖询问。
李靖却道：“灭高昌只需一半兵法，侯君集为何想学全？臣看是他想谋反。”
这个故事颇有警喻后人的味道，不该学的别学，不是自家的别学，学了就不要嫌少。
所以，由谁来负责骑兵战术教学是迫切的一个难题。
这个人必须具备带过骑兵的练兵经验，还要有率领骑兵参战的实战经历，而且不能是只知道打杀的无谋匹夫，基本兵法要懂，最后则是必须绝对忠于李唐。
安史之乱后，唐廷基于形势调整国策，由对外扩张攻势转为战略收缩守势，主动对外战争全部停止，随着神策军的崛起与建贞以后朝廷赤字规模日渐庞大，骑兵最终被废弃，河朔三镇虽各自都有相当规模的重骑兵部队，但并不归中央调遣。
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李忠国、黄元彰等天威军将还是刘间、刘过、武成策、裴盈昌等南军大将，亦或是神策军的孙惟、高杰等人，都没有组训骑兵的经验。
神策军虽有一万马步军，但这是马步军，跟专业骑兵是两个概念，李晔要的是杀人的战争机器，不是只能拿出来看继而自我安慰的花架子。
正是为难的时候，李晔突然想起了符道昭。
史载，秦宗权用为心膂，使监督诸军，后为骑将，尤能布阵，勇闻于时。
如此看来，符道昭的确有练骑兵的能力。
李茂贞败亡后，符道昭归降朝廷，之后一直赋闲长长，之前李晔命刘崇望考查选用岐州诸降将，又命淑妃何芳莺隐于幕后听议，考校结束后，符道昭与杨崇本被派往东川参战。
李保正在剑门关与吴自在激战，如果李晔贸然召回符道昭，恐怕会惹人遐想，这很有可能被前线的文臣武将理解为，朝廷对绵州战事的进展非常不满。
深思熟虑后，李晔决定等待一段时间。
当然，要让符道昭好好办事，李晔还得使些手段。此人虽能，但跳槽卖老板的行为不是一回两回了。
在蔡州发迹的时候，时逢秦宗权第一回被朱全忠击败，符道昭当即开溜，他来到关中投靠了洋州刺史葛佐，帮助葛佐攻打杨守亮，葛佐吃败仗后，符道昭又投靠了李茂贞。岐州被破后，符道昭率部缴械列队，於城门口跪迎王师入城。
由此可见，符道昭虽谈不上是三姓家奴，但墙头草的名字是跑不了的。
寄了，不想打了，点了！
第二个难题的第二个问题，这支骑兵的职能是什么？
像南衙十六卫那样作为一种兵役制度，还是像神策军那样作为卫戍中央的形式武装，或者像新设御马监四大营那样交给宦官统领？
不，这三种形式都不是李晔想要的结果。
无论是南军还是北军，李晔都不能亲自统率，在君权神授的理论支持下，李晔必须保持皇帝的神性和不可直视，皇帝的身份是李晔最大的底气。
自降身份跟一群武夫混在一起，不光朝臣反对，藩帅也会更加的藐视皇帝，皇帝亲自练兵带兵，这就是个笑话，历代大一统王朝，除了开国皇帝就没几个亲自练兵并且带兵上阵打仗的，倒也出了那么几个鬼才，永为后世笑料。
赋予宦官兵权，这是李晔基于形势所为。
神策军被李晔移交给了南衙，宦官手中再无兵权，若是将来再发生一起类似泾原兵变的大动乱，李晔自是有人保护，但皇族宗室后妃和内侍省宫人的性命没人保证。
临到大乱，这些人是首先被抛弃的对象。
宦官手中无兵，华州被囚三年就是下场，岐州被囚三年就是下场。
这是基于朝堂政治力量对比做出的选择，也是李晔的自我保护措施之一。
虽然朝臣会拿宦官专权甚至弑君的先例来反对，但正史记载中死于宦官之手的唐朝皇帝只有敬宗李湛一个人。
永贞内禅虽有俱文珍权重的原因，但根据永贞革新的内容和当时的朝廷政治力量对比以及李诵的储君生涯，要说这中间没有太子党的功劳，李晔是不信的。
至于后世猜想的，李诵是被宪宗和宦官合谋致死，这说法也站不住脚跟，父子二人关系的一直很融洽，而且李诵当时已没有复位的可能，宪宗根本没有弑父的理由。
至于宪宗，他的死一直都存在争议。
《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是夕，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记载：“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成书于后晋时期的旧唐书说讳而不书，那说明唐实录根本没有记载宪宗是怎么死的，但蹊跷的地方又来了，同样是旧唐书的说法。
旧唐书文宗本纪说，大和九年九月癸亥，令内养齐抱真，将杖于青泥驿，决杀前襄州监军陈弘志，以有弑逆之罪也。旧唐书皇甫鎛传说，宪宗服柳泌药，日益烦躁，喜怒不常，内官惧非罪见戮，遂为弑逆。
两种说法前后不一，但撰写文宗本纪和皇甫鎛传显然很倾向这件事是宦官陈弘志干的，那么问题来了，陈弘志弑君动机何在？就凭这段话给出的理由，那也太牵强了。
吐突承璀和仇士良这些人又不是傻子，他们凭什么要让陈弘志杀害宪宗？
而且宪宗不喜太子是都众所周知的事，李恒害怕自己会被废黜，也曾在宪宗病重前问计于他的舅舅郭钊，但郭钊说什么？大王只须克尽人子孝谨之心即可，其他的事你不要担心。
由此可见，外戚一党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只等宪宗死讯传出。
宪宗的正妻是郭子仪孙女，宪宗一直防着郭家，所以一直没有让她让当皇后，当然也没敢让别的女人当皇后，而是让郭子仪的孙女以贵妃的身份稳坐后宫头把交椅。
在宪宗忌惮外戚的情况下，李恒的储君之位并不稳当，而且宪宗还表示看好另一个儿子，偏偏宪宗的头号亲信宦官更是旗帜鲜明的支持这个儿子当太子。
在这种背景下，宪宗突然死了，郭家会追究宪宗之死吗？
支持郭子仪外孙的政治力量会追究宪宗之死吗？估计是不会的。
事实上，宪宗前脚断气，他宠爱的那个儿子以及支持他的权宦都被杀了，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
所以，宪宗的死基本上可以确定其幕后主使者是外戚郭家。
正是因为如此，实录才没有记载宪宗死因，只是含糊不清的把锅子扣到陈弘志头上，说什么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旧唐书也才会说：“史氏讳而不书！”
皆言？莫须有。
至于文宗，也没有实际证据指向他是被仇士良杀害的。
从情理上来讲，文宗的结局是他自找的，仇士良前脚帮他除掉了王守澄，他后脚就要杀了仇士良，就算是卸磨杀驴也太早了些，而且凤翔节度使郑注还在带兵来的路上。
有确定证据死在宦官手里的皇帝，只有打夜狐的李湛一个。
随着皇长子的出生，淑妃何氏一族的势力将愈发壮大，太子党将逐步形成，刘崇望和杜让能已经老了，后来的宰相们是什么样子，李晔不知道，但他该建设自己的班子了。
宦官不是不能掌兵，只是不能掌重兵，李晔也没有让高克礼和顾弘文出任神策军长官，御马监的办事处也设在内中，就在李晔眼皮底下，而且四大营目前也只有几千兵力。
说回原题，关于这支骑兵部队，李晔定下了其职能基调。
既是作为与御马监一道制衡神策军的卫戍力量，也是制衡御马监四大营的内中武装，等到壮大之后，具备一定战斗力后，还会作为直属于李晔本人的快速反应部队。
七月十三日，李晔设天枢、天权、天玑、天璇、摇光、玉衡、开阳七军，号北斗七营，以此昭示权力与军队定位，每营定额五千人，每营设一正九副十总兵，监军使二人。
七营之上设紫微指挥使，由李晔亲领，又设七营军务处於含元殿，兵部与御马监每日各派两名官宦入内处理日常军务，四位军务大臣的处理结果须面呈李晔取得最终圣裁。
北斗七营的驻地最终定在皇宫北面，靠近大明宫的玄武门。
同长安武学和神策军一样，李晔在北斗七营也设立了参军，不过名称上有所变化，叫做治军参谋，职责是教武夫们学习古今文宗和天下大势，并领武夫们学贼传和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