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就怪了，各项数据都还算正常啊，虽然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印的新币是2400多万银元，收上来四年以上需要销毁的旧币只有九百万两。但是实银这块多入库了五百万两，税收增加的量在六百多万两，几项相加的话也就是增发了400多万两银元啊。算上纸币的外流，每年增发的纸币数对整个大明流通货币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并没有到钱币严重超发的程度。”
商税总量有些太大，朱由检赶紧叫来了巩永固、刘文斌和马士英。大明主管经济的三驾马车来了以后，将几个重要数据对了一下后。发现好像问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并没有存在什么严重通涨的情况。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商税太多？
“陛下、商税总额才是两百多万银元，为何会觉得它有点太多了哪？要知道烟酒专卖税现下一年的总量也在四百多万两哪，光宫产这块上的工税也要比商税多一倍。在主要税种中，商税差不多是最少的，怎么还会嫌多哪？”马士英听皇帝发了半天感叹，听的是一头雾水。明明数额不大的一个税种，你在这儿纠结什么？
“问题不在数额的大小，问题在于比值。烟酒税收的是两成的税，其它农工税也基本上是按一成来收！而工商税却是按三十取一来收，更关键的是还有一部分小额交易是收不上来税的。也就是说其它的税收上来十万两银元的税，背后差不多是百万两级别的产值。而商税背后的产值是四五百万两之多，在朕看来商税总额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万两左右才算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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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莫非是忧心基层官吏对民间小商盘剥过甚？此事臣倒觉得暂时无需太过担心。就户部统计的商税收缴情况来看，主要是几个大城对商税的贡献大些，其它的府县加起来总额也就是四十万两而已，由此可见基层衙门并没有为了多收税而盘剥小商小民。”不就是多出了五十多万商税吗？马士英觉得这事好解释情况。听着商税是全国性质的税，实际上真实的数据显示，这玩意就是个大城市税，很多小的府县，没贡献多大的商税收入。
“主要是几个大城市？是哪几个城市？”
“京城的商税最多差不多近五十万两，再就是天津、松江、保定、密云和唐山。这些城市最少的也有十万两以上的商税收入。”
“松江和保定这两个城市收上来的商税是多少？”天津、密云和唐山商税多可以理解，松江和保定这两个地方好像是启动比较迟的地方啊，他们的商税情况朱由检比较好奇。
“保定少一点，不到二十万两，松江哪地方也是怪了，它们收上来的商税总额近四十万两了，比天津都要多。陛下让海军率先光复松江，还真是一招妙棋。”
“松江有近四十万两的商税收上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它们的其它税情况好像并没有那么好啊。”松江虽然是后世的大上海，可现在它还没那个资格成为差不多与北京城等量齐观的超级城市。要知道京城是有三百万左右人口的大都市，松江府的人口也就不到五十万而已。所以商业税达到四十万两，确实有点太过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