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这次来香港的首要问题之后，朱老板还和颜晨辉聊起了许多其它的事情。朱老板很清楚，对于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绝对不能以看一般年轻人的眼光，因此，他们所聊的话题也非常多，其中就有多个省份的国企经营情况。
作为负责经济这一块的巨头，朱老板对于国内现在的经济情况自然是非常理解的。而对于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朱老板也知道颜晨辉在这方面很有想法，毕竟，他和蔡宗尧曾经有过交流，知道蔡宗尧在国企改革方面的很多想法都是得到过颜晨辉的提醒。因此，他就和颜晨辉亲自聊起了这个事情，看看蔡宗尧说的是不是真的。
而在交流的过程中，朱老板从中便发觉颜晨辉的看法果然是高屋建瓴，远胜别人一筹，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
这也是颜晨辉第一次跟朱老板面谈，两个人都是那种博学多闻的人物，聊起天儿来就是天花乱坠，听得在场的古昭熙和罗旭东都是有些跟不上他们的思维了。
目前的国有企业面临三大困境，一是亏损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的亏损数年以百分之十四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超过五百亿元，在全部亏损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七成以上。二是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库存产品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至少十个百分点。三是国有工业综合经济效率指数下降百分之五点四，资金利税率和成本利润率都低于非国有企业。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国家体改委宣布，开始于九四年的百家现代企业试点工作将延期一年，也即从原定的一九九六年年底延至今年年底。
公开宣布一项重大改革延期，这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头一遭，从中人们都体味出了试点改革地百般艰辛。
连年亏损，效率低下，产品难卖，资金紧张，就是目前国企的现状。
自一九九二年夏季的南方市认购证事件之后，决策层突然发现，股市可能是拯救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于是政府就组建了证监会，将股票发行的权力从明珠和南方两个交易所上缴到了中央手中，从此实行一种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的上市机制，即由中央政府确定上市额度，然后按系统分配到各部委，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而各省、市、自治区及各部门拿到上市指标后，还要按自身系统进行分配。
这些指标绝大多数被分配给了各地的国有企业，只有少数著名的乡镇企业因改革效应和象征意义的需要而侥幸成了首批民营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东海鲁冠球的万向集团、苏江吴仁宝的华西村等。
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缺乏公平性，上市公司的素质明显不好，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因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
关于这个问题，颜晨辉就对朱老板说道：“有不少观察家和学者对这种以所有制为上市前提的制度提出了异议，看起来，国有企业是永远要人家来扶持的，过去是政府的财政，接着是银行，现在是股市，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的把钱送到国有企业里面去。现在把股票市场看做是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当做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最有能力的企业家的融资渠道。这种为了扶贫而发展股票市场的思路是不健康的，政府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保证保护公平交易，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根据一九九五年证监会的规定，上市公司须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百分之十以上，方可享有配股权。于是，大量公司每年的收益率都坚守在百分之十这条生命线上。
有记者曾经对几家上市公司的作假手法进行过披露：一家公司先是虚增出一千多万元的利润，然后按百分之三十三的税率交了所得税，这样就实现了净资产率百分之十以上；而另一家公司则是把自己的产品加价卖给自己，以提高收益率；还有一家公司亏损两千多万元，就把一块负资产剥离给上一级的集团公司托管，然后又把另一块资产注入，收益率自然就上了百分之十。
这种财务游戏日日上演，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颜晨辉对朱老板说道：“股市不是提款机，也不是少数国企不断抽血的血库。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的话，不仅中国的股市会跨掉，中国的经济也会受挫！国企应该跟民营企业同等对待，该淘汰的就要淘汰，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生产积极性始终就不能够调动起来，就算是有股市给输血，也就是芶延残喘些时日而已，到时候吃亏的依然是这些投资者们。”
朱老板揉了揉自己额角，无奈的说道：“谈何容易啊！”
通过股票上市为国有企业输血解困，毕竟只能解决少数大中型企业的难题，量大面广、数以三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仍然是一团乱麻。
中央高层也曾经想过很多办法，想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好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目前国家的资金紧张，无法做到一些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