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璠在《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华夏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一文指出，最早的“瘴”写法是“障”，意即“阻障”，是大自然冥冥中阻挡北方人的一只手。
魏晋以后才逐渐有了新字“瘴”，这个字形充分体现出其历史来源与后世附加的疾病性。
古代人们对瘴气的认识非常有限，实际的致病的瘴气大多是由蚊子群飞造成的。
大量带有恶性疟原虫的蚊子聚集在一起飞行，远远的看就像一团黑沉沉的气体。
人畜被它们叮咬过之后，便会感染恶性疟疾。实际上瘴气就是蚊虫群飞而成的，而这些蚊子能传播恶性疟疾。
古人称疟疾为瘴气，在意大利语当中，疟疾叫“阴风”，可谓如出一辙。
另外，在《岭外代答》卷四《瘴》记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
瘴气是多种疾病的综称,可能包括疟疾、痢疾、脚气、沙虱病、中毒、喉科病、出血热、黄疸等。
这其中有些病南北皆有，另外一些则具备南方特色，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疟疾，尤其是恶性疟，几乎是瘴气的“总代表”。
唐代《外台秘要》卷五《山瘴疟方一十九首》记载：“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
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
从这里可以从中看出，唐代“瘴”字适用于南方，“疟”字适用于北方。
诸葛亮《出师表》就描绘过泸水的瘴疠：“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唐李贤注《后汉书》曰：“泸水……特有瘴气，三月四月经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得无害。
故诸葛表云‘五月度泸’，言其艰苦也！
只是，这章怀太子在这里有点道听途说了。
瘴气夏季盛行，不存在五月以后无害说诸，葛亮强调五月渡泸，实际上是在强调全军冒险南征的悲壮。
而且，在宋代以前，北方文化一直领先于南方，对于南方风土人情的描述往往出于北方人的手笔，即便是南方知识分子，出于对北方文化的仰慕，往往也会不自觉地按照北方主流价值观看待本土。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土生于南方的知识分子为何照样有对瘴气的恐惧。
后来瘴气分布区域进一步泛化，成了几乎整个南方的代名词。
这里有现实疾病的因素，也有主观的恶意在里面。
《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叡传》记载：“巴、蜀、蛮、獠、谿、俚、楚、越,……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
这是北魏官方对南方的描述，瘴气已经俨然是南方落后的象征。
北魏大臣杨元慎与南朝大将陈庆之在辩论南北方谁代表文化正统时也是拿瘴气说事：“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土瘴疠。”
《洛阳伽蓝记》是古人的思维是一种整体思维，现代人会把疾病与地域文化相区分，因为现代人是接受科学主义熏陶长大的，但是古人并非如此。
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内，主客一体相通，道、气、太极之属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思想之下，地域疾病当然与人有关，与文化有关，不正之地有不正之疾，疾病就这样让南方蒙羞。
想到这里，龙鼎向雷邦问及那些普通人的形貌。
得到的答案是跟自己预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