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革命领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率领部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去稳定发展。西北军阀林立、国民党势力较弱、人民贫穷更有革命的愿望，经济落后却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安稳下来，抛弃不切实际的教条、调整打击面过大的政策，团结社会各界的爱国力量努力发展民生，革命的形势就会越来越好，张掖不就是个例子吗？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张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对革命规律的把握与**同志是有差距的，如果当初一起北上，中国革命的实力要大很多。哎，可惜了！”
“我们当初南下也是想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的，如果中央支持合兵一处或许也会成功呀。”
“这种战略相当主观，没有考虑到南边是敌人的统治中心、有敌人重兵云集，之所以选择南下，更多的原因其实是想逼迫中央接受四方面军的领导，斗气的成分更大一些。高层的争权夺利却让几万红军，几十万百姓成了牺牲品，这也是我对张主席您有意见的地方。”
何畏作为亲身生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物，还拔枪打过**、周恩来，他对那段时期的不堪回首的记忆痛心疾首可也很无奈，转移话题说：“我听说了你在张掖的政策，陈主席带领的西路军在那里发展得很快。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升、工商业、现代工业、教育医疗都得到了发展，群众生活改善很多，大批的粮食送到了延安。
我们很为你们高兴，你的做法起初我们也很不满，但快一年了，实际效果却证明了他的正确。让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你的做法能取得好的效果，而我们坚持的却带来的是失败？”
“两位老领导，中国的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政策可以借鉴，以前咱们奉苏联经验为金科玉律，以为在苏联成功的做法在中国一定能行。可事实证明中国有中国的现实矛盾，与苏联的环境有很大差别。照搬硬套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水土不服呀。”
“政策都改变了，还叫革命吗？”
“领导们好像还是没有弄明白我们是为了革命而革命，还是为了实现自己强国富民的理想而革命？”
“这有区别吗？”
“革命的目的决定着革命的策略，当我们以实现苏联革命为目的时，革命的方法自然就是模仿苏联的革命方式，消灭一切私有制、无情打击革命的对立面，搞城市暴动、搞阵地战、攻坚战、肃反扩大化。以至于得不到中国主流社会的认可，陷入孤立。”
“你是说我们前面的革命都是错的？”
“革命的愿望是对的，可采取的方法没有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一些具体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革命的发展，有些还损害了革命，比如说肃反咱们四方面军真有上万的反革命吗？包括许继慎、曾中生同志在内的高级领导干部真的是有罪的吗？徐向前总指挥提倡的运动战、游击战真的不好吗？随意镇压手工业者、小商人、富裕农民、地方乡绅对吗？”
“苏联革命就是这样做的嘛。”
“所以说，中国革命的开始阶段是相当幼稚、相当盲目的，完全为了实现苏联式的革命而革命，好与不好、适合不适合、能否推动中国革命缺乏研究和总结，这样的革命难免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必然要遭致失败。”
“所以你就开始改变革命的策略、推翻原来的政策？”
“这种改变不是从我开始的，早期的中央红军在**、朱德领导下就没有按照苏联革命的模式去发展，军事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力量最为强大，否则也不会成为中央红军。可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情况就变了，最后不得不战略转移。因此，**同志的领导地位是艰难探索中的革命者总结经验后的理性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你就觉得现在的政策很正确吗？”
“政策没有绝对的正确，只是要适合革命的需要。最起码现在的政策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提出的。当我们以实现中国社会进步、人民解放、国家独立为目的时，我们就能够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老百姓的立场去考虑我们的政策，就主动去团结引导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去团结抗战、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高实力上。我们在张掖、在包头做的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实践。主张这种政策的**同志无疑具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威望和能力。”
“你话里话外都在为**张目，你就不担心他会因为我们过去的矛盾而轻视冷落我们？王明、康生前几天找我谈话，就态度很恶劣，说我是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红军的总头子、是托派，而且已经镇压了我的分裂干将黄超。他们就是要置我于死地，去向老毛请功，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两位领导，你们都是坚定地革命者，革命者除了坚定地理想、高昂的斗志还应该有敏锐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顾全大局的胸怀。王明一伙不代表中央，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央也很反感，我已经就他们随意上纲上线、残杀同志的行为向中央提出抗议，要求正确评价党的干部和历史问题，维护党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