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掷地有声的质问狠狠砸在了在座每个人的心头，新四军的问题似是个孤立事件，却暴露出深受苏军影响的红军建设中的弊端，强调阶级、强调历史，怀疑同志、政治大于军事、政治干扰军事，军事干部处于从属地位，畏手畏脚、顾虑重重。
朱德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一直受到这些弊端的困扰，他虽然明白这个措施很好地限制了军阀的产生，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年以后大批苏联归国、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过分强调精神力量的政治干部进入红军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
年轻气盛、胆大敢为的陈海松在东北抗联、新四军里指挥体系的整顿他很赞同，继续说：“部队是要打胜仗的，可打仗的指挥员在新四军里失去信任、完全被架空、丧失了指挥权，抗议无效只好离开，被劝回又被批判为意志不坚定、缺乏组织观念，双方矛盾更深。
我不禁要问请人家来真的是当摆设的吗？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除了艰苦奋斗还是艰苦奋斗、甚至于比军队的团结、生存和胜利还要重要吗？无产阶级军队就不能容忍不同阶级的革命者吗？同级政治指挥员有权剥夺军事指挥员的指挥权吗？
所以我说责任主要在项英，陈海松去了以后针对两人的矛盾进行了调节和明确的分工，提出党领导的军队首要任务是形成鲜明的作战风格和强大的战斗力。在抗日战场上建功立业发展壮大。党政领导要把精力用到部队的生存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对日作战上去。
他认为无产阶级军队不同于军阀部队的地方就是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出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的指战员。政治委员制度是一大创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保证。政委的存在不是削弱军事首长的权威和作用，反而是军事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各级政委必须为自己定好位，战前扫盲识字、谈心交流、忆苦提高指战员文化水平、阶级觉悟，开展官兵平等、账务公开、文体活动增强部队凝聚力，适时进行形势报告、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教育、宣传英雄模范鼓舞战士们爱国爱民、苦练杀敌本领。
政委对党的忠诚不能体现在总盯着自己人怀疑一切上，而是努力把班子团结好、把训练、作战、建设的任务推行好。同志之间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意见应该通过民主生活会开诚布公地提出来，作战问题必须尊重军事首长的决断，政委全力支持计划的落实。
军事首长是部队的灵魂，必须得到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必须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确定本部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选定有利于根据地建设、有利于对敌作战、有利于部队补充的区域展开行动，督促部队按照条令条例进行扎实训练，同时带领参谋班子熟悉活动区域以及周围的地形民情、敌伪情况。制定各种攻防作战预案，组织部队演练，不打无准备之仗。
熟悉下属各支部队和指挥员的特点和作战风格，积极创造条件编练炮兵、工兵、汽车兵、通讯兵、特种兵等技术分队，合理地使用不同类型的部队，及时检查作战物资的储备适时发动破交战打击敌人的运输线和孤立据点补充粮食弹药药品装具。
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是两大首长的执行机关，全力配合两大首长的计划。通过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干部调整整个第七战区七个军一个炮兵师一个飞行团思想统一、军政团结、班子内部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创建扩展了五块根据地，发展势头良好。
叶挺项英两人调到战区司令部分别负责战役组织和根据地建设，在陈海松指导下有了明显改变。陈海松外出时战区基本交给两人负责，双方各负其责有事沟通协调，相处的很融洽。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留苏干部问题确实做了较大调整，这是战区司令的职权，如果这些人能适应工作需要我相信他会重用提拔的，如果他们实际能力一般、缺乏创新和艰苦奋斗精神、缺乏深入基层、团结共事的态度，陈海松的性格是决不会使用的，调整到地方部队和根据地或许可以让他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现实、体察民情、转变思想，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承认陈海松喜欢先斩后奏，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自以为是。我从何应钦那里也得到过相同的抱怨，嫌我们作战不报计划、兵力装备数据不实，大家想想我们有必要报吗？
陈海松不向我们及时上报肯定不是要隐瞒什么，这一点我是充分信任的，他作战夺取的根据地最后全都交给了中央。由中央委派人员接手管理，他似乎更习惯于充当一只潜伏的猛虎。静静观察战场的胜机然后猛扑上去拿下猎物，交给我们后继续去寻找新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