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所说的军政一体的弊端、敌占区的困苦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都知道，新的政治体制其实也是从国民党五权分治的建国方略中改进过来的，体现出了民主精神和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并不是**的集权统治和阶级对抗的产物，实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问题在于中国的合法政权是重庆的国民政府，不接受政府委派的官员，自己通过民选建立的地方政府有与中央对抗的嫌疑，虽说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万一让强调统一政令、军令的蒋先生嫉恨岂不是酿成新的对抗，影响国家的团结和抗战的进行。
他们可都是和蒋先生明争暗斗了很多年的老江湖，彼人运用权术、分化瓦解、政治、军事、金钱多管齐下的手段那可是登峰造极的，被他盯上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山西即便发展起来也是**的地盘，自己这些人都是国民党方面的，岂能帮着外人拆自家的墙角？
几人相互了，似乎都对陈海松的提议缺乏兴趣，不想参与到国共两党的纠纷之中去。
陈海松也出来这些老牌的国民党重要干部从感情上、思想上、现实处境上都不愿意接受**领导下的政治改革，来高估了他们对家乡的眷顾之情、低估了统治集团内部紧密联系，即使在重庆无所事事、倍受冷遇也不肯放下立场为故土的安定进步出力。
他多少有些挫败感。趁着郭春莲热情大方的为几位老将张罗茶水、面点、水果时。整理了一下思路，聊起了云南、山西这十几年来的建设情况，继续伺机展开说服工作。
说起云南的粮食自给有余、滇缅公路联通国际、山西丰富的煤铁资源、晋商遍布北方调剂所需、张掖轻工产品畅销大后方、包头兵工厂支援武汉前线等让几个老将很是自豪也颇为认同，陈海松顺杆引导说：“中国的持久抗战离不开地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强大。
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打的都是本国经济，经济的强弱、工业的厚薄决定着战争的进程，我们在鬼子面前吃亏也源于此，这才打了一年半，不算海内外的捐助国家已经借了两亿美元的外债，六亿多元的战争公债，现在又要见底了。这样的国力很难长久支撑。
我觉得一方面要咬牙坚持英勇抵抗，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迎头赶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工商、壮大经济，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启动了大西南建设计划，可其他地区也不能等着、着。也应该响应政府号召，结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补充国家所需。
山西是中原大省，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民风淳朴、读书人、商人众多，同样的云南虽然偏远、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联通东南亚印度洋，两地都经过了十余年的开发建设，农业工业商业基础相当好，两位当家人治下宽松，聚集了大量文化教育界贤达，人才众多。
如果顺利建立起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的民主政府致力于民生建设很快可以社会稳定、工商发达、粮食富足、交通顺畅，成为大后方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为抗战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其实光复后的山西完全在我党控制之下，我们完全可以派出干部按照绥远、张掖的模式全面接手身处敌后的山西政务，按我们的计划去发展工业。但是考虑到国内其他政治派别的感受、山西人民的感受、老将军们对家乡的感情，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放弃了独立管理的权利，主动让出政务率先落实军政分离、军政相互支持的新的政权模式。
由德高望重的当地领袖的带领调动起全省的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恢复，达成工农业生产增长、社会民生改善的愿望。
我党对此是充满诚意的，参议会、国民大会、政府中只占三成名额，各级议会、政府中只担任副职，严格按照参政议政的章程平等地与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合作。
驻扎在山西的八路军各部将坚持保护地方安定、支援地方建设、组织民众抗日武装训练、保障境内包括各位在内的全体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原则不插手地方行政事物。
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军政关系在绥远、皖南已经进行了初步尝试。在乡官员、开明乡绅、学者医生、大小商人、识字农民中的代表通过参议会建言献策、提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议案，监督政府行政过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证明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