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得到好处的不光只有法国人，就连大清帝国也从中捞到了许多便利。
对于乾隆皇帝来说，来自欧洲的陌生人实在是让人感到惊恐不安，不过他的大臣们并不能在第一时间提出什么像样的防御措施来，但这对海宁和他的环球集团来说，确实是小事一桩。
不要说在原本的历史上就曾经有人提出过防范外来商人的各种措施，如今的环球集团只要把那些条款重新抄一遍交给乾隆皇帝，就能够赢得对方极大的好感，就算没有这样的事情，环球集团的那些ai机器人们，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制定出一套较为完备的方案来。
当然那样的完美方案对于如今的大猩红帝国来说，应该是用不上或者说是不配用得上的。对于环球集团来说，大清帝国仍然是他们恢复神州大陆荣耀的最大阻碍者，所以送给大清帝国的那些策略绝对不可能包含什么优秀的东西。因此乾隆皇帝最终收到的版本不过是他的广东总督李侍尧在两年之后的1759年所做出来的所谓“防夷五事”。
所谓的防夷五事，又称《防范外夷规条》。这是清朝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国商人的章程。其大体的内容为：一、外国商人不准在广州住冬，每年贸易季结束后，立即回国，若有未清事务，可在澳门居住，下年随船回国；二、只许行商与外国商人交易；三、不许内地商人借领外国资本；四、不许内地人向外国商人传送信息；五、派兵对外国商船进行稽查。
由于清帝国在贯彻一口通商政策的时候，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威胁和更改环球集团原先享有的代表大清帝国对外进行贸易的权利，因此环球集团也给予了对方以相同的尊重，一字不改的将这像两年之后才会出现的规条呈报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赞赏的，他认为有黄酒集团来处理大清帝国的对外事务是一件非常正确的选择，至少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清朝的海防力量实际上是非常薄弱的，这一点乾隆皇帝自身也是很清楚的。但环球集团的海防力量却是丝毫不逊于大英帝国的，因此，因为他们去负责大庆帝国的对外交往，对于大清帝国来说也免除了很多安全方面的后顾之忧。
而这还不是大清帝国从环球集团这里得到的唯一好处。由于不许在广州这样的通商口岸过冬，但因为这样的怕我贸易周期本来就偏长，而且一般的商人恐怕也都会选择借口有事没有处理完而停留在澳门，所以澳门这个当时已经实际上被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地区，如今却要承担起为大清帝国分忧的重任来，这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多多少少有些不太情愿，但随着两国沟通的日渐加深，他们发现双方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可供商谈，尤其是在与环球集团的合作当中，双方都有了一些比较初级的感悟，也急需要找到这方面的朋友，因此以环球集团为纽带，澳门远比历史上更早的同意了多项较为开放的措施。
澳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开放余地呢？换一句话来讲，澳门这个在许多人心目当中都属于消费天堂的地方，不应该本来就是很开放的么？又怎么会需要大清帝国去和他沟通开放措施呢？
澳门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而且这一封闭现状的成因还是比较广泛的。
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的话，其描述大概应该是这样的：澳门本是葡萄牙国际商路的一环，曾经有过相当出色的商业成就。1550—1650年的一百年，是葡萄牙人在远东最为辉煌的时期。随着荷兰、英国在远东的扩张和日本的闭关，澳门的国际贸易下降。大约到了1690年，澳门不再是远东重要的国际商贸城市，广州、巴达维亚（雅加达）等地已经取代了它的贸易地位，经济上也处于下降期。1733年之后，城市的一些官员、军官与士兵时常发不出工资。也有一些有钱的葡萄牙人此时离开澳门另寻机会。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只许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居住，不对其他外国人开放（宗教人士例外）。虽有个别外国人非法进入，但毕竟不能正常进行商业活动。至1746年3月，葡萄牙王室发文禁止外国人在澳门停留，澳门封闭政策而由此达到了极致。
而另一方面，正如海宁的环球集团正在积极策动的那样，澳门的发展因为大清帝国的政策改变，而迎来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历史机遇。按照清朝原来的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结束后，应随船离开。但这一法令执行得并不严格，许多商人留了下来。到了此时，东印度公司及西方各国商人在广州已经有相对固定的商贸活动，也有相应的组织，相当数量的人员住在广州的商馆（factory），而不再是过去那种随船贸易的商人。此时，当最新的“防夷五事”颁布之后，他们不能长期住在广州，也无法长期住在船上，他们只能到澳门来落脚。
但这并不是澳门逐渐走向开放的唯一原因，清朝的敦促固然是一方面，而澳门本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诱导管理者们倾向于清朝的重要原因。
新的海防措施颁布之后，许多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的欧洲商人都已经明确的意识到，那个略显残暴的大清朝廷此时正在迫使住在广州的西方商人做出选择——西方商人只能在贸易季节到广州“商馆”处理商务，而广州“商馆”此时成了一个封闭区域，四周有兵把守，西方各国商人不得出其范围，这样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自然十分堪忧，而且也十分不方便处理一些隐秘的事情——在此情况下，西方商人到澳门居住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另外，他们还有额外的两个因素在此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由于广州当局一直不许外国女性（“夷妇”）进入——这一条执行得特别严格——西方商人的家属只能住到澳门来；二、由于广州当局对外国船员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远道来华的船员只能到澳门来消费与休假。
在原本的历史上，这些商人、女眷以及普通船员在澳门的活动显然明确的拉动了澳门的经济发展，为此澳门的葡萄牙人管理者们，自然要给这些人提供合法的身份。
在原本的历史上，1769年的时候，澳门议事会批准租房给外国商人，致使澳门的城市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先是一个以商贸为生计的港口城市，现在成了为西方各国商人服务的消费城市，服务业由此兴盛起来，形成了“在广州和加尔各答挣钱，在澳门花钱”特殊模式。随着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商行纷纷从广州迁到澳门后，著名的英属东印度公司也将在1770年允许其广州大班在贸易季节结束后到澳门居住。
澳门的开放也使其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常住的各国商人和家属人数不断增加，女性的人口超过男性。每年临时来澳的商人与船员数以千计。许多传教士、政治家与军人都将澳门当作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澳门就此扮演起了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角色。183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英国政府派出对华商务监督，清朝广东当局不承认他们的官方地位，这批英国官员也只能住在澳门，而在官船上办公。
就在澳门开放之时，中英贸易发生了变化。此时以英国人洪仁辉为代表的商人们在北上贸易的时候，还使用银元到宁波等地采买茶叶与生丝。但是在10年之后，也就是18世纪60年代之后，鸦片成为中英贸易的新品种，并且还很快成了主要的品种。由于清朝实行禁烟政策，英属东印度公司和西方各国的来船先将其鸦片陈放在澳门，然后再带合法商品进入广州黄埔。一直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些鸦片陈放地才改在伶仃洋上的趸船。在此时与此后，澳门还在许多方面扮演过合法与非法共存的灰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