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战略部做规划之后,齐政开始想办法联系政府高层。
能源行业就是如此,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生物柴油。要将生物柴油纳入现有成品油销售体系,或者鼓励公交、环卫等政府管理的车辆优先使用生物柴油调合燃料,又或者削减淘汰传统柴油产能,都离不开政府的产业政策。
起码,如果中国的柴油行业标准以生物柴油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未来拥有中国最大规模能源林基地的晋省轻松就能消化产能;如果中国的柴油标准不鼓励生物柴油推广,这凭空多出的数百万吨生物柴油就要另寻销路了。
齐政手捏着电话,想了一会儿,打给了发改委副主任胡其远。
因其出色的表现,胡其远今年的担子更重了,除了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司、农村经济司、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还增加分管地区司(含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工作)、西部司、振兴司……嘉谷的大多数战略投资计划,都与他的分管工作攸关。
正因为此,齐政等嘉谷高层平时不会和他做太多牵扯——虽然胡其远是国家部委中的“嘉谷支持者”,但倾向是一回事,联系密切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嘉谷喜欢和官方保持一定距离是没错,但与高层保持沟通也并不违反原则。
电话很快接通,对于齐政面谈的请求,胡其远果然答应得很痛快。
齐政紧急飞往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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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发改委办公室,没有寒暄的时间,胡主任笑道:“齐董来了,坐下吧,把你的意见说说看。”
齐政坐了下来,道:“就是我在电话里说的,主要是晋省的能源林计划。我是想推广‘合作社制’种植模式,由政府或有实力的企业出资大面积种植,我们嘉谷提供生产资料和种植管理技术,生长维护、果实采摘等环节则外包给农民合作社,同时也享受分红……”
胡主任默默地听着。
国内的煤炭产业化解产能过剩起码涉及130多万人的分流安置。作为煤炭大省,晋省必然是减员分流的重点区域。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与职工安置问题,是政府和企业今后一个时期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政府对于提供就业的投资安排,总体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但企业,特别是能源企业,不见得会上心。
如果把能源林看作是一个矿藏,纵观能源企业,那就是一个个只进不出的饕餮,让个体参与油田分成?想屁吃呢。
人手他们有的是。大型能源国企,本身的规模就大得吓人,员工总数动辄十几万乃至上百万人,增加一个万人或者数万人的“工厂”,根本感觉不到人力资源上的压力。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用重新招聘,光是闲置下来的,白得工资的职工和管理人员就足以运行一个大型能源林基地了。
采用合作社体制,等于是要国企转变管理模式,对一个官僚机构来说,哪怕是半官僚机构来说,也不会有比这更困难的东西了。
胡主任正是知道这一点,抬头问道:“如果你是担心转型的能源企业不够专业或效率低下,为什么不将能源林养护人员直接纳入嘉谷职工体系呢?”
齐政果断摇头:“嘉谷现在着力控制正式员工规模以轻装上阵,而不是让人力资源膨胀……”
诚然,将能源林养护人员纳入嘉谷职工体系,确实是最直接的做法。
以嘉谷体系旗下产业的收益率,投资生产每年至少可以赚到20的利润,而且它的容量非常大,容纳几十万人都不会遇到瓶颈。
然而,恰恰是考虑到人的因素,齐政还是拒绝了扩大员工规模。
现在的国内的人工成本已经不能说便宜了,而随着人口出生率逐年走低,再过十年二十年,人工成本进一步上升后,扩张成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嘉谷集团又该面临多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