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突厥仍像杨坚时代一样向杨广称臣的和平时期，杨广已经意识到了突厥经历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威胁，却又不能像他父亲的时代一样，通过挑拨离间，促成突厥内部的分裂和瓦解，属于顾着面子就没法顾里子的窘境。
杨广即位时的东突厥，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更重要的是，突厥人已经摸准了隋炀帝的脉搏，或者说“中式帝王”的脉搏：爱面子，要面子不要里子，这个儒家当道之后，帝王的通病。
所以，在大业三年，隋炀帝大肆铺张地北巡榆林时，启民可汗为“圣人可汗”引荐了一群特殊的客人，高句骊。
这些人不负突厥的期望，让隋炀帝君臣都大为火光，因为高句骊不是来朝觐杨广的，而是去朝觐突厥可汗的，然后这一点让杨广十分的不满，要知道这个时候启民可汗亲自为隋炀帝的御驾拔草修路，资治通鉴有记载：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
在这个突厥都已经俯首称臣的时候，高句骊居然不朝觐天子，而是去朝觐可汗，这让杨广十分的不满，在杨广看来，高句骊人就是不肯服从于以隋朝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它是在和隋争夺东北亚的主导权。
然后他和高句骊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好几年的面子战争，也就是三征高句骊。
这场面子战争本就是演给始作俑者突厥看的，是表演，也是威慑，只是“演砸了”，反倒刺激了对方的野心。
然后在大业十一年，当杨广在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在雁门郡之后，整个北方的政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厥这个庞大势力的介入，彻底抵消了围绕隋炀帝本人的正统朝廷和禁军的威慑力。
然后杨广非常果决的做了一系列的决定。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杨广非常清楚自己被包围对于帝国威信的伤害有多大，那相当于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武力优势”，如果再发生一次，等到解围时，可能隋帝国就已经不复存在，各地的隋官，早就自谋出路去了。
所以，他延续了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用他认为最可信赖的成员，亲孙子代王、越王分别镇守长安、洛阳，亲表兄李渊镇守太原，形成镇守根本之地的“铁三角”，这三人的任务就是让关中这个大隋的根本之地不止有失。
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主力镇守江都，一方面，避开再次被突厥围困孤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监视蠢蠢欲动的江南，同时，坐观关东地方的“自相残杀”。
这可不是什么愚蠢和懦弱，而是真正的目光长远，而杨广到了江都以后根本不是整日享乐无所作为，反而一直尽力维持着运河交通线的畅通和流域地区的平叛，比如陈棱统带宿卫兵攻李子通、左才相和杜伏威，杨义臣、杨善会打败高士达、张金称和格谦，王世充斩杀卢明月。
然后有意思的事来了，在大业十二年前，反叛者仍以地方的土豪、贼帅为主，也在隋炀帝派出的十二道讨捕使者面前纷纷战败，但是进入了大业十三年，反叛者开始向隋官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