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和稀泥的态度，针对王黼、蔡京二人还特意褒奖了一番，其实我的用意也非常简单，目前还没有到清算他们的时候，其一朝廷的很多政策还要依靠他们去落实和执行，其二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明朗化，这样就有助于我在中间相互平衡制约他们，其三也是受到祖制的制约和影响及当时当着老爷子的面给他们的承诺，其四便是在我羽翼未丰满之际，动他们则得不偿失。其五也是考虑到其他人的观望态度，到底该如何对待这些老爷子的老臣，虽然之前我也有过表态，但是毕竟他们心中还有顾虑，现在这二人相互揭发老底，我则坚持对于他们的过错既往不咎，也就等于给他们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以后商议事情他们也敢于直言，不会有何顾虑。
见我表了态，众人心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至少自己都可以平安落地了，便纷纷行礼道：皇上圣明。执政宇文粹中此时站出来道：启禀皇上，关于京师运河及转运法，下官有话要说。我微微看向了他，只见宇文粹中神情坚定，我朝他点了点头。
宇文粹中见我肯定便接着说道：运河自唐代末年溃决为污泽后，便淤塞而不适合航运。一向靠运河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而发展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大唐帝国崩溃以后，朱温、石敬塘，刘智远等虽然先后相继建国，可是运河既因淤塞而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他们所建立的朝廷自要跟着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分离而势衰力微，从而规模也远不如过去的大唐帝国那样强大。
这种情形，到了五代末后周世宗时(代954-959年)，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世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差不多削平了当日的重要藩镇的大部分，从而奠定了我朝大统的帝国的基础。不仅如此，因为他荡平淮南，在军事上完成了从前朱温所不能完成的事业，过去被切为两段而分隶于两个政治组织之下的运河，遂又重新打通而可以直达长江。鉴于此周世宗便派人大规模地整治运河的水道，使它恢复运输效能，重新把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联系起来，以便在当日成长中的帝国又再复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
自我朝太祖开朝以后，
太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祸，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太祖即位不久，即以杯酒释兵权，不使军人过问政事，而以文臣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因为要使这个政策继续有效，朝廷遂集重兵于中央，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以便随时都能够镇压各地的叛乱。而军队须用粮食来维持，中央既然在京师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急剧增加起来。为着要供应巨额的粮食，朝廷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当时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就是是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汴州自运河开凿后，即已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
中唐以后，因为汴州控制着运河的交通，地位日益重要，朝廷在那里配备了十万名的军队。到了唐代末年，以汴州为根据地的朱温遂篡夺了帝位，而以汴州为首都。其后后唐虽然建都于洛阳，但不久以后，石晋鉴于汴州经济地位的重要，又以汴州为首都，名日东京，后汉、后周亦复如此。因为汴州有这样重要的历史背景，创造大统一帝国的我朝太祖，虽然不满意于汴州地势的平坦，而以形势比较险要的洛阳或长安为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为着满足朝廷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汴州为首都，而名日汴京或东京。由此可知，大宋帝国之所以以汴京为首都，运河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知，汴京所以能作大宋大一统帝国的首都，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汴京与运河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故淳化二年(991年)六月运河溃决的时候，连太宗皇帝本人也亲自下河来督工修理。本来，鉴于汴京的无险可守，太祖曾拟把首都迁往形势险要的洛阳，或甚至长安，可是，事实上因为汴京比较便于漕运，他这个计划只好完全打消。其后，洛阳父老又请真宗迁都于洛，真宗也因该地不便漕运而加以拒绝。
朝廷对于江淮物资的北运，也像唐代裴耀卿和刘晏改革漕运时那样，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运法。当时首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的距离，远较唐代为近，但因集中的军队较多，对于粮食的需要却特别的大。在另一方面，运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朝廷对于江准巨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深，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大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分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实是最合适的办法。
当时东南六路上供的米粮，每年都由各路转运司按照规定的时间分别运送到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等地的转般仓，由发运司负费收受。这些贮存于各州转运仓的来，等到运河水长，可以航行的时候，便由发运司用船加紧运送往汴京去。发运司备有巨额的钱，在平时用作本钱购米贮藏，以便各路转运司万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时，代替来运往汴京，以免错过了运河可航的时间。这些预先贮藏好的米，发运司多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来收买，以便农产歉收路份用钱代替来缴纳，故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它对于粮食供求的调节都有很重大的贡献。
此外，当时朝廷实行食盐专卖，淮南沿海出产的盐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荆湖及两浙等路来此的船只，把米卸下后，装盐运返各地销售，这比诸空船回去，自然要经济得多。
说到在运河上来回运米的漕船，发运司常常备有六千只漕船。每船载米三四百石，一年往返三四次。除船夫沿途食用以外，每船一年运抵汴京的米约共一千石，合起来则六百万石。这许多在运河上来回行驶的船只，如果要讲求效率，不能够没有组织。朝廷以船十只组成一一运输队，称为“纲”，由使臣或军大将一人负责押运。其后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初，为着要防止官物的侵盗，发运使李溥把三纲合并为一纲，由三人押运，三人互相合作，管理可就比以前的一纲更加周密。再往后，到了熙宁二年(1069年)，因为漕运吏卒常常营私舞弊，薛向遂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便互相督察，杜绝流弊。至于沿途漕运吏卒所消耗的食粮，虽然可以取自船中所运的米，但却不许各船自由烧火造饭，而由押纲厨船负责办理;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火灾，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盗米。就这样漕运船只不断的完善，运送到京师的粮食也非常的稳定，其路途上消耗的越来越少，运抵京师的粮食则越来越多。
由于上述的办法，早期运河每年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至为可观。其中光米粮一项，由东南六路运往汴京，至道初(995年)，汴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1008年)，七百万石，其后越来越多，在真宗末及仁宗时(1023-1064)，运河每年运抵汴京的米，有时竟多至八百万石。
此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他物资，如金、银、钱、帛、茶及各种军用品，数量也非常之大。当时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因为距离较远，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为主，广南东路因为是对外贸易要港的所在地，每年北经赣江、长江及运河输送至汴京的物品，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为主。这许多物资都构成了京师及朝廷赖以存立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抵中央，运河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这样运河通畅的情况下，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巨额物资，不单独用来养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和支付朝廷的行政费用，其中一部分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河东及陕西等路，以满足当时国防上的需要。
在三路中，河北与运河的交通较便，在那里因防御当日最大的外敌而驻扎的军队又较多，故由江淮沿运河北运的物资，多输送到那里去。此外，在山东方面，当发生粮食恐慌时，朝廷也常把由运河北上的江准米粮转运前往接济。
故此，下官认为运河与我大宋帝国的命运相关，而且其经过几百年应用的转运法确实是目前最好的运输方式，而目前的直航法存在诸多的缺点，同时下官建议立马彻底废除劳民伤财的花石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