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大军沿着库张公路回到了北京，这个速度可谓神速了。对于赵书礼带领的骑兵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徐树铮亲自带的两旅步兵可就受苦了，可是没有办法，北京的情势非常严峻。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张作霖通电，要求段祺瑞免掉徐树铮的职位，赶他出中央。但是段祺瑞为了徐树铮连袁世凯都敢得罪，更何况这两个军阀呢，他不惜开战。
为什么直奉两系军阀对徐树铮这么痛恨呢，这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徐树铮辅佐段祺瑞当了北洋政府总理后，就开始推行铁腕的独裁政策，当时一战还没有结束，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可是其他各系军阀多反对。尤其是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最大，当时徐树铮为了杀鸡儆猴，在天津诱杀了直系元老陆建章，导致了直皖矛盾。
而跟奉系的矛盾，更是因为徐树铮不择手段的结果了，他为了除掉张作霖，请张作霖去段府喝酒，本来打算是让段祺瑞酒席上杀了张作霖的。可是段祺瑞却刻意放走了，这个很会做人，很会拍马屁巴结他的小胡子。但是从此，张作霖就恨上了徐树铮。
而这次突然紧张的导火索却是因为南方的孙中山，由于孙中山不满段祺瑞专权，废除了临时约法，在南方搞起了护法战争。段祺瑞的对策是武力统一，要派军队南下攻打孙军。可是南下作战的军队，却只能是现在镇守在武汉的吴佩孚军，这是直系的军队。跟孙军打仗自然要消耗自身实力，增加的却是段祺瑞的威势，直系自然不同意。吴佩孚的军队不但没有南下，反而直接北上保定，跟奉系勾勾搭搭，准备随时讨伐段祺瑞政府。
而段祺瑞也不甘示弱，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立刻南下，布防北京周边。
四月徐树铮接到命令，五月已经到达北京，六月段祺瑞成立安国军武力准备完毕。
而这期间赵书礼又当官了，这次是军官，他成了安国军第三骑兵旅旅长。除了赵书礼谁也管不了这只军队，因为段军中竟然找不出几个将领懂蒙语，尤其是本来就很少的骑兵中就更是找不到了。
跟赵书礼一起升官的还有宋远，这倒不是因为他立功了，而是因为段祺瑞短期内扩编军队太厉害，宋远的那个团随后也回到了国内，顺势就塞进去了很多新兵，扩编成了一个步兵旅。也就是宋远的升官是因为皖系军阀内部的扩编，跟赵书礼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宋远还是送来了一千大洋，说是要不是赵书礼把他劝回库伦，恐怕他都来不及回来。赵书礼也回礼，送了他一百匹战马，让他成立了一个骑兵营，他的旅也成了一个混成旅。
从六月开始，直皖双方以北京为中心，对峙起来，并且积极备战。
赵书礼也开始训练军队，这些他不懂，他前世最接近军队的行为就是参加了大学一个月的军训，可那显然不行。于是又找上了宋远，宋远派了一些基层军官在赵书礼的军中日夜操练，赵书礼也亲自跟士兵一起，他也需要接受军事训练。
从走正步起到拉栓打枪，无一不学。而赵书礼也派人去教宋远的人骑马，一来二去两人关系升温很快，私下里商量一旦战争打响，互为援助。在这个乱世里，多个朋友多条路，双方也算各取所需。
一个月后，战争终于打响，赵书礼和宋远的军队被编为东路军，属徐树铮指挥。段祺瑞总领全局，指挥中路军驻扎团河。另一路西路军，则由段芝贵指挥。
段芝贵指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一师、刘询的陆军第十五师、边防军第三师第五混成旅，第九师两个营、第十三师辎重营，部署于涿州、固安、涞水以北，计划沿京汉路南下，首先夺取保定，然后继续南进。直系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主力第三师及第二、第三混成旅部署在易县、涞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线，抗击皖系的进攻。
十四日夜，吴佩孚亲率其第三师的第五旅，企图出其不意的直捣团河，捉拿段祺瑞，却被段祺瑞侦知，一面调集援兵，一面逃回北京。吴佩孚捉段计划落空，便指挥部队在琉璃河、涿州一线面对皖军的进攻，并且避其锋锐，主动撤出高碑店，并将其所部分左三路：以固安为中路，涿州、高碑店为西路，廊坊、杨村为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