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年末，来自亚欧大陆深处的干冷空气侵袭了东南地区，寒风刮在脸上，有些生疼，嘴唇也会觉察到仿佛要离开一般。
南沙大角山南郊，盘踞着一座规模惊人的超世代科技园，其位於珠江三角洲的中心。由于临近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各大城市，交通便捷，更是地处珠江出海口。故而成为了中国当今发展最快的地区，没有之一。
在这个珠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整个古文会在地面上的科技总部便设立于此。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意味着无论通过海、陆、空皆可方便进出南沙。
南沙超世代科技园是从事各种科技专案研发，创新和孵化的理想场所，亦是培训，教育，以及企业开展重要会议、讨论的很好选择。此地依山傍海，风景如画，拥有超时代化的基础设施和优良设备，为科技工作者们提供着难以想象的服务，甚至包括了最新式的电子计算机设备。
南沙超世代科技园是联合政府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引发该地区成为高科技中心的势头。这将是科技与人才汇聚一堂、创意与灵感不断涌现、梦想成为现实之所，这里将成为人类的科技圣地
二十世纪，这个人类科学技术最为迅猛发展的时代，无穷无尽的理念以及产品仿佛井喷式的迸发出来，以至于后世的人类不得不赞叹着这个动荡而却又野心勃勃的纪元。
可在事实上，如此辉煌的人类世纪，华夏文明却已然缺席。没有经过完整的工业时代积累，技术的鸿沟和差距愈来愈难以跨越。人才的培养反而不是主要，无论什么时候，知识的教育手段都相差不大，差距主要体现在经验以及知识的积累上面。
培养一个科学家，大概需要四十年。在这个时代，中国并非没有科学家，钟泱创立古文会下属的十大研究所，其中九个部门就招收到了不少的科技工作者。陈永善、伊忠明、徐永生，等等一个个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人，却在如今成为了科学界内的后起之秀。
无论是**党还是红门，之所以没有前途，并且被钟泱所瞧不起，就在于他们不尊重科学，不重视技术研发。一群满脑子只会推翻和打倒什么三座大山的脑残群体，能有什么样的未来？居然还敢自称拯救中国，实在是恬不知耻。
在钟泱看来，农民也好、工人也罢，本就是一种生产职能单位，怎能让这些人去参与战斗？这种所谓的**，纯粹是在牺牲大多数人，以成就少数人的野心以及特权战斗是军人的天职绝不可以涉及到本国的平民，否则就是政府的耻辱
国家是为了保护民众以及族群而存在，绝非相反
所以钟泱自从慢慢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常态开始，便一直对这所谓的民主**冷眼旁观。以现阶段的人类生存模式而言，太深奥的思想意义不大，唯有生产力才是一切的关键。故而从起初之时，钟泱就一直致力于技术的开发。
无论是民用的技术亦或者军事科技的研发，统统都不落下。智能工厂的存在，于此方面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最初获得这个道具的时候，钟泱的想法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工厂来用，以期从大量盗版的产品上获取巨额利润。这并非错误，但稍显幼稚，以及有着鼠目寸光的意思。其实智能工厂的最大帮助，应该是在于技术的加速发展上面。
现今的中国，并不缺少科学家，唯独缺少科学家成长的土壤。文化环境、经济氛围、政治因素，以及最为重要的工具支持。没有成套的研究工具，没有大量专业的科研设备，许多研究都难以开展，要么是无法进行实验，以至于不能验证一些理论。
然更多的，却是要耗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因此而与世界的主要列强在技术上有了难以跨越的壁垒。
如今的钟泱，以及智能工厂，都不再低技术含量的领域浪费时间。像以前那种流水生产线的建造计划，基本就是天宇集团内部的事情，由他们的自己的技术班底负责解决。而钟泱，则更在意知识和技术的积累。
超世代科技园区，就是他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一处核心基地，为了整个华夏文明的崛起而进行着铺垫。
首先，技术的研发就要强调利润，如今是商业化时代，所以，在商言商。科技只有转化为产品，才能为人类服务，才可以把以此而得来的利润，继续投入到更为先进的技术研发中去，不断取得进步。
这就是科学集团的发展模式，虽然这也有着不少的危害，比如环境的破坏以及道德层面的紊乱。可在事实上，这种模式是可以有效规范化的，在适可而止的层次里，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
所以，科技转化为商品，既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也是为企业获取利润，增加研究资金投入的充分保证陈泽和伊忠明他们的集团化公司，就不断的要求旗下员工，在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的同时，每个月都要翻译一份，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另外，还要翻译一篇，自己认为和该课题相关的，最具实用价值的研究报告。
三令五申之下，这份翻译文稿，严格要求所有人都自己动手，禁止请人代劳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技术研发人员不能只活在研究的象牙塔中，他们要明白，自己的研究，也许走错了路，也许没有选择最好的方向，多看看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自己，也是种启迪和帮助。
而且，只有看到了国外的具体成果，这些人才有更清晰的认识，科技，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的。这对其人明确研究的重心，会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而在日常的管理方面，公司却不会有太过严苛的要求或者是胡乱的指手画脚。基本上每个研究部门或者小组，都会以投票的形式选出一个十人左右科技委员会。他们负责审定大家的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对每个研究人员的研究加以评估，向公司递交科技商品化的可行性报告。
同时，他们也会根据公司的商业化需求，将公司的研究课题，分发给各个研究员。
最重要的，是这个委员会，对每个研究院所作的评估，将直接影响到，每个研究团队或者个人下一年度的研究资金拨付……
把专业的事情，交由专业的人去做，身为老板或者其他的领导者，只需要对下属说出自己的目标，以及确认可行性方面的实情就可以了。钟泱如此，同样也教导陈泽和刘浩然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事事躬亲，其实很没有意义。
对于这些具体的职权与责任划分，整个研究体系的人基本都能认可。许多科学家跑到国外去，还不是为了参与国外大公司商业研究，能够挤出一点时间，搞自己的研究，已经是最理想的了。
在继续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同时，接受公司的商业研究任务，谁都没法有意见。
可是商业化大生产以及这种模式主导下的科学研发体系，也有着先天性的危害。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究其本质，更在于一种无道德约束的自由模式，以经济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因此而导致的社会治安混乱，环境破坏，道德信仰缺失，都在西方各主要国家上演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其社会之黑暗和混乱，就让人触目惊心。除了战乱和被殖民的地区，没有比那里更坏的“和平”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