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广州的天气稍显凉意，今年入秋的节气明显来得较晚，不过还是让人感到舒爽。比起夏日的炎热和湿闷，秋冬时节的两广气温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热。
周华神色匆忙，手里拿着前段的调查报告，是关于西北军政态势与杨永泰被刺一案的跟进调查。
红门赤军已经经过长征，无论是战斗意志还是组织形态，都可谓脱胎换骨，与往日发生了剧烈地变化。在艰苦的跋涉中，狂热的信念被忍耐与死亡所积淀，凝聚成了可怕的气势。
翼翼地敲响了钟泱书房的木门，周华顺便正了正衣冠，一身简约干练的汉服，剪裁得非常得体。将瘦弱的身躯里那股坚韧锐利的气势，完美勾勒了出来。
“进来。”屋内传来钟泱空灵的话语声，周华应声而入。
“会长，西北地区的情报资料目前还未能完全查探清楚，只是张汉卿与红门的吉少山和马子任接触频繁，恐有密议。”
听着周华的陈述，钟泱暗自盘算了一下，这个时空如果与原本的历史偏差不大，那么接下来的肯定是所谓双十二事变。估计张汉卿勾结红门，也是为了逼迫姜瑞元提前抗日，有感于军越来越强势，他也唯恐再无东北军崛起的日子。
“嗯，这件事加紧查探，不可草草了事。杨永泰的事情查得样了？”
言及此事，周华也早有准备，此时立即回话详细经过党内部还在查探，不过觉我估计，这并非党内斗争的结果。无论是汪兆铭还是胡汉民，亦或者诸如二陈之流，都无魄力敢断然对杨永泰下手。”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这股潜藏在阴影中的暗杀势力，对于我们而言也是莫大的隐患。”钟泱目光微闪，半眯着眸子，他很不喜欢这种热衷于用刺杀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个人或者组织。
从古至今，都没有依靠暗杀而成大事者，反而会把大好的局面葬送。于国于民，都是强调利益与人心大势，凭着此等阴谋诡计，只会让鲜血白流。
拿起周华递上来的报告，钟泱越读越是心惊，并且对于这些满脑子都是爱国思想的暴徒感到无奈。
据地宫的外围情报势力调查，得知原来“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叫陈有光。此人在1932年时曾参加过遵从姜瑞元旨意所组织的“中华青年同志会”和“西南复兴社。”
也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才会纷纷猜测此事是党的内斗所致，反正这类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孙逸仙时代就多次使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
然而仔细想想，其实根本难以说得通。暗杀其他人还说得，杀杨永泰，姜瑞元绝不可能坐视不管。别看杨永泰在党内人缘极差，或者说政学系与其余派系争权，甚至还有人认为杨永泰为姜瑞元所猜忌。
然而实际上，政学系总共才四十几人，并且都是无兵无将的文官政客，如何争权？以杨永泰在党内军内的恶劣人际关系，并且有时独然一身的军师，如何引得姜瑞元猜忌？
为了这样一个人，去招惹正如日中天的姜瑞元，公然挑战国府的威严，恐怕就连二陈本人也不敢如此大胆。
但这个陈有光，明显就属于不怕死的狂徒，被心中的理念所扭曲，根本就不在乎杨永泰的身份和对于整个党政权的意义，敢于行刺。
而姜瑞元也是搬起石头砸了的脚，他用狂热的国家主义理念去对这些年轻人洗脑，如今却又无法呼吁这些人服从国府的政治安排，最终是断送了的权势与地位。
杨永泰之死，是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曹操失去了郭奉孝，终有赤壁一败，而姜瑞元在这个如此敏感的时刻失去了杨永泰，更是会在不久之后遭遇西安事变这样的背叛。
果然是天意难测，姜瑞元这个佛教安排入世的棋子，最终还是被大势所弃。
1933年，陈有光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结束时，与同事谈到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谁知却传到训练主官康泽的耳中，引起康泽的不满，且有以内部纪律制裁的拟议。
陈有光见此，担心遭到不测，于1933年秋丢掉庐山训练团第四营政治指导员的职务，化名逃亡上海。
其时，正值日军疯狂对华进攻，先后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及进占长城各口事件。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南京当局对外稍作抵抗或根本不加抵抗，采取妥协求和的办法；对内于亲日派又不加惩处。
日军的野蛮侵略和亲日派的行径及当局的作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明里暗地应运而生；“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5年初秋产生的。
可以说，最早是党扶植起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下组织，后期却又无法制约，最终被这种狂热的火焰所灼伤。
陈有光在上海隐居的年余里，有感于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耻辱，又受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影响，希望在抗日报国方面有所作为。
同时他又深受历史上侠客剑士之风的感染，因而选择了一条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为此，他游说于相识之间，先后联络了肖佩韦、刘镇南、项应昌、裘积玉、袭柏舟、陈夔超、吴冰、倪莉茄、沈宴冰等10多位男女青年。
彼此共同形成了“内腐而遭外患”的一致认识，认为欲抵抗日本侵略，在内部就必须先除掉卖国贼。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立后，即开始着手抗日除奸的多项具体准备工作。
地宫调查获得的情报比较详细，还是多亏了各种身具高科技微型设备的谍报人员潜入了党内部，才能得到不少这些资料。而经过整理分析之后，更是从中整合出了许多连党都还没有明确的信息。
这个“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发家史，都在文件的卷宗内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让钟泱一目了然。
原来在刚成立之处，这个组织所为抗日除奸的工作能否展开，其关键在于经费。而筹集经费颇为不易，因为既不能公开求助于人，自身又无经济来源。
后来，还是女青年倪莉茄将多年积蓄的3000余元钱捐献出来，同时倪又动员到女友周女士解囊资助，才使“除奸团”有了基本的活动经费。
而后，陈有光又通过挚友郁建中的关系，物色到一个受雇于白俄当厨师的山东人，由他以30元买100纸币的价格，买到白俄伪造精细的“交通银行”假币5000元。
这假币造得十分逼真，常人根本无法分辨有了这两笔经费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活动便进入实质性阶段。
看到这里，钟泱又不无恶意的猜想这是否是苏俄对党的假币战术，因为华联内部也出现过这类事件。追查后的矛头同样是直接指向苏俄，还有红门左派那些苏犬。
首先，他们开始准备除奸活动必不可少的武器。在四处寻觅之后，武器居然从党的首都宪兵司令部搞到了。
“除奸团”成员袭柏舟利用与宪兵司令部营长何瑞初的关系，用了800元的代价，买到4支崭新的德造白朗宁手枪和400发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