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
别看现在全中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牺牲。为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
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後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这一句话，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於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姜瑞元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
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立也正是姜瑞元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
在中国，主和的汪兆铭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於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
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
不过原本的时空里，中国是党国教育体制，文化历史都被党“指挥”着，像这种言论，断然无法出现。
1929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
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
1930年代苏俄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
苏俄式的赤色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体制，都是作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
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日本军中的少壮派们也提出要改变现有国体的设想。他们提出要废除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型利益国家，建立一个人人灭私奉公的、尽忠报国的、以道义而不是以利益为本的新型国家。
当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不会轻易让出他们的政权，军人们要想夺取政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军事纠纷，使日本国内陷入非常时期的战时状态，这样军人们就可以用军事上必要为理由征收个人财产，侵犯个人人权，以国家大义为借口堵住一切反对派的嘴，为改造国家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
尽管日本军人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使日本打蠃战争，却成为了战后日本在国家的主导下发展经济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型。
但是在日本，赤化体制并不成功，没有建立起和苏俄、中国以及德国那样的**者体系。日本一直以来，都没有**统治的传统，反而是在上层实行联合议政的制度。
姜瑞元也明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他在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试图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
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
如果没有外援的话中国将必败无疑，在中**队从上海败退后，姜瑞元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德国当时已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
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
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姜瑞元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他聘用30多名德**事顾问的原因。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已停供中**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
但是某片时空里，被红门所扭曲的教育宣传体制，却是同情苏俄，仇视德国。所谓忘恩负义，就是如此吧。无知者最是可悲，尤其是党国教育体制下那种愚昧的灵魂，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智慧。
徐州会战和杭州会战之后，**军与华军，都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
1938年7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兆铭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其提供有利条件。
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兆铭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7月21日返回中国。
1938年10月22日，汪兆铭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
汪兆铭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兆铭也未必就一定会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终究是不敌天数，汪兆铭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就连他也成了政治牺牲品。
主战与主和两大派系，将一个完整的中国，撕裂成了两半。这里面的是非对，起因经过，都早已掩埋在历史的灰烬之中。
但是在思想上的分歧，对国家与民众在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却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