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虚拟经济上获得多么高昂的收入，除了基本生活用品之外，高档的消费品几乎全都需要消耗权限值，凭票购买。国家的资源分配也是以企业本身的权限值为基准，而并非由金钱来决定。
古文会将毫不犹豫的促进自身的实体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将中国的科技实力永远占据在世界的最高峰上，那就必须加强理工化人才的培养投入，更要剔除那些对资本的无限贪婪。
钟泱不愿让中国的学生们去那些三流大学中学习所谓的经济金融行业，他更希望中国的学生们更多的投入到数理化这些直观的科技发展科目中去。
在原本的时空之中，有多少大学生在学校中浪费着他们宝贵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去学习着狗屁不通的经济金融专业。
他们无法在各个工矿企业中将人类的生产力逐渐的扩大，无法从事着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创造，反而在从事着破坏生产业的金融行业中，去削减着原本就不多的科学研究人员生存的空间。
人类学习和发展的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生活需要这个基础，而生活需要就是改善人类吃穿住行这四条最基本的条件。
金融业能以最快的速度让人获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交换资源，也就是交换所需要的货币。但是金融能生产出这些东西吗？
不能！
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刺激这些产品的生产。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在从事着虚无的金融而不从事最基础的生产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
国家必须要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任何不直接为社会提供物资的行业，其利润都必须被无限压缩。
比如说金融行业和销售渠道，最优厚的利润出于实体经济。中间商只能透过气商业经营来谋求低额度的劳动价值，以将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都有倾向性的投入到实体科技的研究与发展之中。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钟泱绝对不会让所谓的市场化效益完全主宰中国的未来，这样的肤浅和市侩，毫无未来可言。
在古文会的会议室里，钟泱与陈泽他们的的谈话最终敲定了什么很少人能得知。但是作为参与了大部分计划的这些核心成员，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年中，要有着一场大风暴在国内吹起。
这阵风暴的影响面和影响力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来的剧烈，而且很有可能会波及目前中国工业改革进程的中心――粤桂两省。
别的不用多少，换在其他的地方，哪怕像是上次在上海所发生的骚乱，虽然规模和动静不小。但是对于中国工业重心的西南来说却没有太多的影响，该生产的生产，该工作的工作。
有人曾经戏言，哪怕是全中国都乱了。只要东南没有乱，那么中国仍旧有着重新崛起的希望。虽然话语里带着一丝的张狂和嚣张，但是放眼全国，中国的工业产值七成多集中在南方数省也就可以理解放话人心中的那种豪气。
正是因为南方数省的重要性，也就代表着这阵风暴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因此，从负责情报和反谍工作的商统局到当地的警察还有军队，都严阵以待的等待着这场风暴的来临。
虽然很多人和黄智忠那样并不理解政府高层为什么要放任这场风暴的吹起。但是作为纪律机构，大家还是很好的遵守了纪律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出来。
“马同志。盼星星盼月亮总是是把您给盼来了！”简陋的房间里，几双充满老茧的双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过讲过讲。我只是斗争经验比你们丰富一些罢了，失去了你们的支持，其实我什么也都不是。倒是你们大家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斗志才让人感到钦佩。”一年不见，已经完全成长起来的马子任再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只是相比前几年，马子任比现在显得更加的富有斗志和成熟，却也更加憔悴和沉默。
“没有什么好招待您的，先喝碗水吧。”一个已经使用很久的海碗乘着一碗水递了过来，海碗使用了很久，碗沿边上长期的使用已经出现了大小不一的豁口，但是海碗洗涮的很干净。
也许从破旧的简陋的房间中也许又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使用这些海碗的人家的饭菜中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荤腥带油的东西。
不过马子任并没有丝毫的犹豫，而是道谢后接过海碗看也没看一眼的便一口气喝下，然后径自拉过一张用几个木块钉成的简陋板凳径自坐下。
“大家不要那么拘谨，虽然我是苏联最高赤色委员会委派中国的最高代表，但是我可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资本金和官员，我和大家在身份上都是平等的，到澡堂子里去脱下衣服都是一样。”
马子任一来便用着亲身的举动和亲切的言语打消了房间里的那种诚惶诚恐的拘谨气氛，他轻松幽默的话语使得刚才那种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
“诸位，我来到广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来，因为这里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地区，这里遍布着华联中情局的眼线和鹰犬，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在这里摆地摊的人中也许就有着中情局的密探和走狗。”
“只是我还是来了，因为虽然这里看上去很危险，但这里却也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最好地方。有句话说的好。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最看似没有生存空间的地方也许却就是最好的生存环境；一切。都是建立在对等和能否找到矛盾的关键所在点的基础上。”
虽然在远东连番挫败了苏联的主力，然而国内的红门赤军这一隐患还是难以清除。大战连绵数年，军队继续休整，物资也需要花费时间去重新积累，赤军现在拥有着超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此时硬碰硬，并不合适。
更何况数千年来。中国历代的政府都总结出了对付流寇的最好办法，那就是围困！流寇不事生产。即便是经过完善和改革的中华红门，只要将他们困在毫无出路的延安，一百多万部队，拖也拖死他们了。
被四面包夹，红门内部的高层领导也是心情急躁。就连马子任这个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也不得不冒着天大的危险，孤身来到广州，以寻求更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