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走了几个死硬的反对派后，李卫华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就像他刚刚拉起队伍的那会儿一样。但是他也清楚，此次虽然大部分党员干部都留了下来，但心里难免没有想法，为了统一全军思想，并顺带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李卫华决定开展一次大范围的政治学习，教材是现成的，当初国民党收缴而来的那些革命书籍并没有全部毁掉，结果在兴国县城陷落后又还给了共产党人。
为了贯彻自己的想法，李卫华对于学习的教材进行了精心选择，马恩列斯的著作当中只学习那些浅显易懂而且与毛派路线没有冲突的部分，比如“劳动价值论”，而像剩余价值理论等较为复杂的则只对不知道的学员介绍一下概念，至于那些与毛派路线相左的则完全不讲......
另一方面，毛主席的著作则始终作为大家学习的重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这六部著作被大家反复传看讨论，坚定了全军指战员对于中国革命的信心、明确了未来的斗争方式与军事原则，而脱离中国实际的国际派路线则被大家所鄙弃。
在学习中，李卫华要求大家不能死记教条，而必须活学活用，为此他对学习过程中大家的讨论尤其重视，给予了相当宽松的氛围，也藉此确立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讨论规则，纠正了以往动辄乱扣帽子的错误。
由于有历史上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为参考，李卫华采用了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但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那些错误则极力防范，即使对那些死不认错的人，李卫华也只是赶出队伍了事。这种做法固然存在隐患，却保护和吸引了大量人才，成为部队和根据地发展的强劲动力。
以此为切入点，李卫华不久又对红军时期人人闻之色变的“肃反”开刀了，这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的几个领域之一，纠正这方面的错误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清除国际派的影响，可谓是一举两得。
其实李卫华也知道，虽然历史上的“肃反”造成了大量的冤案，但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这些政治运动却是必须的，否则不用敌人打来，队伍内部就崩溃了，错误的不是“肃反”本身，而是历史上“肃反”的错误方式。对于这一点，毛主席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一直在努力纠正，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要求，但问题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受昔日极左的思想影响太深，一下子想要转过弯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弄出了不少冤案，但与红军时期相比，这方面一直都在好转和改善，至于w革的悲剧，其实主要是群众运动失控后红卫兵们的自发行为，类似红军“肃反”与苏联“大清洗”那种动不动就将人拉出来不加调查审判直接枪毙的做法，自从毛主席当权后就再没出现过（仅限于党中央能够直接管到的地盘，其他地方则不好说，比如高敬亭之死，毛主席发电要新四军领导将其押送到延安再作处置，结果还是被新四军军部先斩后奏给直接枪毙了......）......
不过，这种进步在李卫华看来太慢了点，或许这是因为毛主席在党内一向都是少数派（在成为领袖之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决策中毛主席几乎都是站在少数派那一边，但最后却都是大家错了，而他是对的，搞民主选举的时候他连陈毅都选不过，如果不是没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别说胜利、甚至连生存下去都做不到，他根本就不可能有上位的机会......），不得不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而不能在人事上进行大幅度的变动所致。但李卫华现在却是白手起家，他可以专门选用那些没有受过苏联影响的人来从事肃反工作，再辅之以严格的制度约束，将审查、讯问（以及羁押）与判决三大权力分属到三个部门（政审处、刑讯科和军事法庭。），而对于那些未经根据地（或者任何无法与上级随时联系的单位，比如一个师在外线作战期间，则由该师的领导班子代理。）领导班子集体同意就对嫌疑犯动用私刑、甚至擅自处死的更是严惩不贷，轻者免职、重者枪毙，包括在羁押期间死亡的，即使相关负责人没有任何直接责任，也会因为看护不周而被降职。这样多管齐下之后，受苏联影响而形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党内斗争方式终**速得到了纠正，并为后来全党范围的整风开了一个好头。
在学习活动中，全军指战员的思想得到了统一，更有一大批先进分子涌现出来，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积极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成长为一个个政治合格、军事过硬、思想开明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军的战斗力也因此更上一层楼。
虽然由于投降太快，国军驻兴国县的话务员没来得及将兴国陷落的消息向上报告就成了俘虏，但赣南前线的补给突然中断却还是引起了实际上代行“剿匪”北路第三路总指挥职权的国军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的注意......
他很快就打电话给兴国县的保安旅旅部，结果电话那头虽然回答说补给马上送来，但当罗卓英要那个保安旅旅长接电话时，对方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罗卓英顿时意识到兴国只怕出事了，他立即命令与兴国相邻的赣州驻军立刻派人去兴国查探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